在中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可追溯到佛经翻译。中国佛教翻译史上一直存在“文、质”之争。文派译者主张翻译应当“辞旨文雅”，行文要“清丽欣畅”，质派译者则推崇翻译应“质直求真”，以“辨而不华、质而不野”的朴拙之风作为翻译标准，汉代的王充就反对用“文”来掩饰“虚妄”，要求译文要“求诚实”。“文、质”之争体现出中国传统翻译学对美的追求与探索。近代许多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也涉及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马建忠的“善译”代表当时的士人对翻译“所谓何来”的审美情趣和心理特征；严复的“信达雅”论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傅雷的“神似重于形似”要求译文要具有“生命精神”，要有一种“超越外在的精神气质”；钱钟书用“化境”将文学翻译的价值标准提出来，意在说明翻译要体现出神入化的境界。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各个民族文化在宗教、伦理、哲学、科学、审美等基本要素上各不相同，美学属于文化范畴，而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所以翻译是一种美学交流行动，是一种美质转化行为。俄罗斯文艺学家代表人物、翻译理论家加切奇拉泽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艺创作，它和创作原著一样，要遵守艺术的一般规律”，翻译学家奚永吉在其所著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和《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中，肯定了原语和目的语的美学价值，并通过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和英文经典名篇的名译对比范例，从语言、文体、艺术性几个方面剖析了英语文学文本和汉语文学文本的美学因素如何影响译者选择的问题。在上述著作中，奚永吉还提出：“将文学翻译美学和中西文化联系起来，为翻译美学提供了更加广阔和深远的文化背景，从而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也改变了研究的思想机制，进而还改变了研究方法”，奚永吉的著作是翻译美学理论的萌芽。(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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