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促进法》之执法主体虽然将原《草案》中的三个执法主体统一成为“劳动行政部门”，但独立性很低，建议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以提高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在原《草案》中，追究行政和民事法律责任的执法主体有: 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三个执法部门。三个部门的执法权利的设置，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1)权限分工不明晰，在共享执法权限上，容易造成相互推诿、无人执法的现象。
(2)权限分工不合理。人事部门有时享有罚款权，有时又不享有该权利，如对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违法行为，享有依法取缔权，但是不享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和罚款权，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和罚款权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享有，这样就造成了同一种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可能由不同的两个或者三个部门来处罚，一个部门无法完成对同一违法行为的执法，有违同一违法行为不二罚的法理。
(3)执法范围太窄。三个部门享有的执法权限，总共也只有三条，对其他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就业歧视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罚权。
《就业促进法》克服了原《草案》中执法主体混乱而不统一的严重缺陷，将就业促进的执法权主要交给了“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主体基本统一，“劳动行政部门”享有很大的权利，这也成为《就业促进法》的重大亮点之一。但是，由于地方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往往依附于各政府部门，独立性将大打折扣，设立专门的独立的执法机构仍然很有必要。
成立专门的执法机构。这种模式在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都有成功的范例，我们是完全可以“拿来”借鉴的。
在瑞典有专门的“平等机会监督官”，负责督导并适用《平等就业机会法》。
美国专门设有“公平就业机会委员”(EEOC)。1965年，在1964年《民权法》第7条的基础上，美国通过了《公平就业机会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成立了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被授权对弱者进行法律保护，调查歧视申诉和代表申诉者进行起诉，依法惩罚那些违规公司与雇主。EEOC由五位委员和一名辩护律师组成，经参议院提议，由总统任命，每个委员任期为5年，辩护律师的任期为4年[23]。EEOC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美国政府推行公平就业机会法律的能力。
我国香港地区设立有专门的“平等机会委员会”，设主席一名，委员若干名，委员中有一定数量的律师、教授、立法会议员、专门从事妇女事务的女士等，覆盖面非常广，有社会上不同职业的代表。“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职责是: 执行香港法例中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及《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消除基于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残疾及家庭岗位等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问题，负责接受受害人的投诉并支持起诉，借此促进香港社会的机会平等。
设置专门的执法机构如“公平就业机会委员”，有以下好处:
一是独立性强。专门的执法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不从属于地方政府，直接对中央负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对执法的干扰，保证执法的公平性。专门的执法机构的独立性比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等都要强。
二是权威性高。专门的执法机构由于独立性很强，他们的执法直接代表着国家较高的执法水准，其权威性高于地方。专门的执法机构的权威性是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无法比拟的。
三是节约立法成本。专门的执法机构如“公平就业机会委员”的职责是保障就业的公平和正义，具体职责是多方面的，如解决就业中的就业歧视问题、负责接受受害人的投诉、支持起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解决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问题。如果，我国成立专门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不仅可以解决就业促进法中的执法问题，还可以提高《劳动合同法》的执法水平和效力，并可以成为将来出台的《性骚扰法》的执法机构，节约立法成本，使公平就业有一个统一的、独立性强、权威性高的执法机构，确保公民劳动就业权的真正实现。
[1] 参见黎建飞: 《就业促进法中的政府责任与法律原则》，载《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3期，第14页。
[2] 董保华著: 《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3] 黎建飞: 《就业促进法中的政府责任与法律原则》，载《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3期，第14页。
[4] 参见赵超、顾烨: 《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 我国就业形势面临三大压力》，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gov.cn/jrzg/2011-06/11/content_1882031.htm，发布日期: 2011年6月11日，访问时间: 2011年6月26日。
[5] 参见刘翔: 《论服务型政府有效运转的公民社会基础》，载《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6期，第29页。(www.xing528.com)
[6] 参见闻新国: 《政府责任转型的二重性悖论与化解》，载《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6期，第88～89页。
[7] 参见黎建飞: 《就业促进法中的政府责任与法律原则》，载《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3期，第14页。
[8] 参见林燕玲: 《体面劳动在中国的阐释和实践》，载《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5页。
[9] 参见王佳佳、牛忠江: 《“体面劳动”的实现路径》，载《光明日报》2011年1月30日第007版。
[10] 参见《〈就业促进法〉明确政府解决就业需承担六方面责任》，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gov.cn/zxft/ft65/content_757765.htm，发布日期:2007年10月9日，访问时间: 2011年6月26日。
[11] 参见高娃: 《中法劳动法逆向而行》，载《管理@人》2006年第5期，第51页。
[12] 参见高娃: 《中法劳动法逆向而行》，载《管理@人》2006年第5期，第51页。
[13] 参见芮晓煜: 《民建提案建议新增首次就业合同》，载《财经》杂志网络版，http: //www.sina.com.cn，发布时间: 2010年3月8日，访问时间: 2011年6月28日。
[14] 参见张意轩: 《民建: 建议设立统一的〈首次就业合同〉发挥知识密集型企业快速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海绵”作用》，载人民网，发布时间: 2010年3月8日，访问时间: 2011年6月26日。
[15] 参见张意轩: 《民建: 建议设立统一的〈首次就业合同〉发挥知识密集型企业快速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海绵”作用》，载人民网，发布时间: 2010年3月8日，访问时间: 2011年6月26日。
[16] 后文“就业见习制度”中有专门阐述，此不赘言。
[1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18] 参见贺荣: 《我国转型社会中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46页。
[19] 参见葛秋萍、杨威: 《国家保就业行动中的企业公民责任思考》，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4期，第87页。
[20] 参见黎建飞: 《就业促进法中的政府责任与法律原则》，载《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3期，第15页。
[21]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 《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22] 王淇: 《就业促进法我们的渴望与期待》，载《辽宁法制报》2007年4月17日。
[23] The Commissioners and the General Counsel. 美国EEOC官方网，http: //www.eeoc.gov/abouteeo/overview_la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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