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运河生态保护机制，促进生态环境治理

大运河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和历史文化遗产，运河之水也孕育了沿线的古镇文明。然而，在多年的大运河经济发展中，由于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导致大运河的水质明显下降，运河及其沿线的生态环境也发了较大改变，从而使河道的水质长期无法得到恢复，对生物多样性以及沿线古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运河古镇的绿色发展，首先应当加强运河水环境治理，健全运河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第一，建立数措并举的运河水环境治理机制。一是控制运河古镇内工业污染源，使其全面达标排放，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停产整顿或依法取缔；加快完善运河古镇基础设施建设，集中解决流域范围内的雨污合流问题，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与改造，加快污水处理。二是完善管理机制，提升污染防治水平。规范河流排口管理，严控上游来水水质，确保流域生态用水水质；同时，推进大运河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三是考虑采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生态手段治理河道污染。例如，可以通过人工种植半天然的湿地生态系统以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环境容量。充分发展运河绿色产业，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5]。

第二，构建大运河生态系统治理的协同机制。一是治理主体的协同。构建政府、市场、公众等多元参与的运河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例如，明确各参与主体在运河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及参与方式，使三种力量相互协调衔接、沟通互动、有效融合。二是治理对象的协同。应当运用综合的生态观，对与运河水环境相关的各种动、植物进行协同综合治理。例如，对于破坏运河生物多样性的各种行为进行统一规制，严厉查处。同时，还应协同各流域和各河段的治理规划和标准。三是治理法规政策的协同。应当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治理政策体系，明确各参与主体在运河生态治理中的权限和责任，同时化解和协调各主体在治理中的利益冲突。虽然目前已经制定了与运河生态治理相关的法律规范，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法》《渔业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防汛条例》《航道管理条例》等，但为使这些法律规范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强调监督执行的同时，还应按照运河治理的要求，通过建立大运河河道生态治理标准，对现有法律规范做进一步的修订、整合和完善，使之成为符合标准、相互融合的法律体系。

第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运河水环境质量的破坏，一些“低、小、散”企业总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很多地方政府对于一些码头、船厂等污染较大的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关停”。尽管关停企业数量较大，但是对产值影响并不大，因为关停的企业原本产值也不高，环境治理的成本反而高于其纳税。但是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关停的成本比较高，主要用于生态补偿。关于生态补偿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对于关停的码头、船厂以及退养还湖的渔民，并没有进行较为合理的生态补偿和安置。二是生态补偿标准不一致。三是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单一化。例如，江苏界首镇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是政府资金（包括市、镇两级），主要补偿资金由市政府承担，镇政府承担较少部分（大约10%左右）。由于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并未落实，目前除了财政资金，并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也没有任何非政府组织介入生态补偿领域，以提供资金支持。对于其解决策略，首先，应当突破生态补偿的扶贫属性，使补偿金额与生态产品本身的价值大致对等，应提倡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其次，健全生态补偿基金制度，丰富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再次，制定生态补偿单行法、确定生态补偿市场主体资格、完善生态资源价值核算体系、建立健全金融证券市场化工具以及完善市场化评估体系等，以建立健全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6]。

此外，针对运河古镇大气环境治理、垃圾收集储运方面须拓展更高层面环保治理政策制度的覆盖范围与力度，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治理一体化发展，帮助发展基础较差的运河古镇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运河古镇资源环境保护的系统性与长效性。

[1]传统意义上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汇聚在一起，以4 000余公里的水脉，滋润着首都北京以及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市的土地。(www.xing528.com)

[2]《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大运河遗产，包括隋唐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水工遗存，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历史街区村镇，以及相关联的环境景观等。近代以来兴建的大运河水工设施，凡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突出价值的，属于本办法所称的大运河遗产。”

[3]连冬花：《大运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姜冬雪：《新型城镇化建设PPP融资模式运行机制研究》，天津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5]陈启华、孙静、王玉蕊：《京杭大运河（天津段）水环境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天津科技》2018年第8期。

[6]陈燕玉：《新时代生态补偿机制市场化路径与对策》，《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