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当前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

经济的现代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带来了金融的极大活跃，也使金融风险特征日益多元。

一是金融风险的规模更大。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深化金融改革，我国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不断发展，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金融开放度不断提升，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无论是金融资产、社会融资总量、债务总量、金融业的增加值、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都大大提升。2017年4月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二是金融风险的载体更广泛。第一阶段，在改革初期较长一段时间，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重点是强调金融体系动员资金的功能，以使资金适应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要素的发展需要。迅速动员储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间接融资体系总体上适应了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企业在银行的不良贷款上。第二阶段，进入21世纪，随着间接金融体系的壮大和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国家开始实施经济再平衡战略，这个过程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扶贫开发等国家专项战略，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重点是在强调动员资金能力的同时要求金融具备政策研判和项目规划策划能力，这个过程开发性金融发挥了独特作用，也将金融风险主要锁定在政府类项目或大型央企国企身上。第三阶段，2008年我国实行“四万亿”战略后，金融供给快速膨胀又迅速被严监管，这一时期，金融体系围绕规避监管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表现为银行表外业务集中爆发（如影子银行），风险向整个金融体系及居民理财资金扩展。第四阶段，随着间接金融体系资金在实体中不断累积，“不缺短钱缺长钱，不缺资金缺资本”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2014年9月国发43号文发布后，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受到限制，加之经济下行，企业信用下滑，市场出现“信贷资产荒”，大量资金开始通过基金、资管计划、理财等通道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形成政府隐性债务的各种项目中，金融风险的传播途径更多、涉及面更广。

三是金融风险处置的方式更复杂。数据显示，1997年6月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25.6%，有学者估计实际比率可能达到40%左右。1998年3月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法，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2700亿元。1999年4月人民银行先后批准设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人民银行把5739亿元再贷款从商业银行划转给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银行发行8200亿元债券，共剥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13939亿元。2003年后处置不良资产时以市场化为导向，采取不良贷款处置权招标拍卖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共核销、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约2万亿元。2003年起国家运用外汇储备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注资近800亿美元。在国有独资背景下，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方式基本上属于公有制经济下“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但当下，除政策性金融外，我国金融体系总体上实现了股份制和市场化，民营金融、互联网金融得到发展，对于新时期债务风险处置，习总书记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通过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化解，这次情况更复杂、产权关系多元化，微观企业个别问题又同宏观问题高度关联”。2017年7月在中央金融工作会上，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金融风险处置需要“健全市场规则，强化纪律性”。(www.xing528.com)

四是风险预警的难度在增大。在信息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各要素的信息传递越来越便捷，但信息的真伪却越来越难以甄别，金融市场中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行为所形成的信号传播速度加快、传播面变大，而且“噪音”（不科学、不和谐、不正确的信息）因其奇特性更具备传递性，并借助互联网和AI等更容易形成“蝴蝶效应”。马云发表的“大数据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观点引起很大争议，他认为“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对金融风险来说，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大数据依赖的是先验的信息，后验判断是路径依赖于先验信息的，而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没有确定的路径依赖，即便大数据能够观测太平洋哪只蝴蝶在扇动翅膀，但却无法判断这一煽动是否会造成风暴。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固然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完善顶层设计，调动更多主体自我监管的积极性。

五是金融风险系统性增强。“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使得我国金融与经济关系非常紧密，但维持这一紧密关系的信用结构却严重依赖于“政府背书”：国有企业融资依赖政府信用，融资平台融资依赖政府信用，开发区融资依赖政府信用，农民扶贫贷款依赖政府信用，生源地助学贷款依赖政府信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也依赖政策性担保机构，由于我国IPO行政审批的特点，上市公司也打上了政府背书的色彩。政府信用、隐性担保、刚性兑付成为我国金融体系运行的重大包袱，这使得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变得很严峻，一旦政府信用这根稻草被压断，一系列风险都会暴露，而政府信用支撑下的融资模式雷同，路径相似，更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