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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卷烟消费文献综述

时间:2023-06-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理性预期模型表明,当期卷烟消费不仅受当期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也受前一期卷烟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发现,第一类消费者在选购自吸卷烟时决定购买的最大影响因素是消费习惯,第二类是价格合适,第三类是

国内卷烟消费文献综述

国内卷烟消费需求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是半对数模型(白远良等,2007[48];刘兴等,2011[49];汤柱国,2010[50]),主要用于有关卷烟需求价格弹性的估计以及社会经济评估,例如GDP、居民收入教育等因素对我国卷烟消费需求的影响。模型的基本结构如下:

LNC)=β1LNP)+β2LNY)+β3LNGDP)+β4LNDI)+β5A+αE+ε

其中,C表示人均卷烟消费需求,P表示卷烟消费均价,Y表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GDP表示人均GDP,DI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A表示居民卷烟平均消费倾向(本指标定义为居民卷烟消费支出占其消费总支出的比重),E表示居民教育水平。此外,还可以根据分析需要,增加或减少变量。例如,如果担心居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线性关系,则可以取消其中的一个变量;如果研究宗教信仰、民族人口构成等因素对卷烟消费需求的影响,也可以采取特定的形式将这些因素引入这一模型中。

β1表示卷烟消费需求价格弹性,即1%的卷烟价格变化引起的卷烟消费需求百分比变化;β2表示卷烟消费需求支出弹性,即1%的人均消费支出变化引起的卷烟消费需求百分比变化;β3表示卷烟消费需求GDP弹性,即1%的人均GDP变化引起的卷烟消费需求百分比变化;β4表示卷烟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即1%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引起的卷烟消费需求百分比变化;β5表示居民卷烟消费平均倾向的系数;a表示居民教育水平的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

该模型在分析我国卷烟消费需求变化上得到了成功的运用,部分文献的研究成果引用量达到10次以上。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能够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和经济理论对未来做出无偏估计。做出无偏估计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陈迅、白远良,2000[51]):

第一,对某一经济变量的估计必须根据该变量的数学期望理性计算,这一条件保证了就长期的平均值而言,最准确的预期是理性预期。

第二,计算这一期望值所依据的数据必须有效地利用了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将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和数据估计的效率包括在数据估计的过程之中。这一条件表明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进行的预期是理性预期。

第三,进行预期所需要的信息应该包括信息估计者认为有用的经济理论和模型。这一条件的意思是预期结果与预期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才是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理论以信息论为基础,从微观的角度重建经济学体系,对以总量分析为方法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构成了严重挑战,对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理论基于两个假设:

一是人们能根据可能得到的最好信息进行理性决策,因此,人们不会被“愚弄”。

二是价格变动非常迅速,因此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所有市场总是处于供求相等的境地。

国内有学者(汤柱国,2011[52])基于这种认识和理论,鉴于居民消费支出在卷烟消费中的决定性作用,假设理想的人均卷烟消费水平)是人均消费支出(Xt)的线性函数,即:

上述模型也是中国卷烟消费的中长期均衡模型。由于理想的人均卷烟消费不能直接观测,因此,假设当期人均卷烟消费水平的实际变化是当期人均卷烟消费理想水平变化的函数,即:

其中:0<δ<1,称为调整系数,Yt-Yt-1=实际变化,=理想变化。这一模型也称考伊克模型理性化的部分调整模型(Gujarati, 1996),变化可得:

在时间t的实际人均卷烟消费水平是该期理想的卷烟消费水平与前一期实际卷烟消费水平分别以δ和1-δ为权的一个加权平均。将(1)式代入(3)式得:

其中:δβ0=α0α1=δβ1,α2=1-δ,随机误差项μt=δεt。理性预期模型表明,当期卷烟消费不仅受当期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也受前一期卷烟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卷烟消费需求分析中运用理性预期理论,建立当前卷烟消费与过去卷烟消费之间的联系,有助于通过过去的卷烟消费水平评估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卷烟消费。相关学者在实际运用中也发现,理性预期理论用于卷烟消费的短期预测效果较好,受指数变化效应的影响,中长期预测偏差较大。

聚类分析是数据挖掘领域的核心技术之一,其处理的数据对象的类是未知的,按照相似性归纳为若干类别。它是从给定的数据集中搜索数据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有价值的数据分布模式,实现在同一聚类之中的样本差异最小化,而在不同聚类样本之间的差异最大化的一种数据挖掘技术(何晓群,1998[53])。聚类技术能把不同格式的数据快速分簇,其主要方法有K-均值聚类等。

K-均值聚类方法在无类标号数据中发现簇和簇中心,通过迭代把对象划分到不同的簇中,以求目标函数最小化,使生成的簇尽可能地紧凑和独立(赵跃等,2008[54])。具体思路为:设需要分析的样本为Xi,i=1,2,…,N。给定一组初始中心Ck,k=1,2,…,K。初始中心可以是从序列数据中随机选择的个体。K-均值算法交替执行的步骤如下:

(1)对每个样本Xi,找出离它最近的中心点(簇):

k=arg raink∈(1,2,…,K)d(Ck,Xi),k=1,2,…,K

(2)计算每个簇中数据点的均值,并使该均值向量成为该簇新的中心:

其中nk为第k簇包含的样本数。

2010年,部分学者(霍叶青等,2010[55])运用抽样调查数据,采用K-均值聚类研究方法,在卷烟消费需求分析中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应用:

应用一:对用户的基本信息数据和被访者常吸的卷烟产品的价格、最常吸的品牌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该聚类定义为四个类中心(郭秀娟等,2009[56]),被访者年龄的四个聚类中心都为36—40岁,说明这个年龄段的吸烟者较多,并且受教育程度大都为高中、中专、技校、职高。随着被访者月收入和家庭月收入的增加,用户购买卷烟产品的价格也随之升高,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香烟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卷烟厂为了吸引更多高收入的客户群体,需要从提高香烟的品质、包装等方面来提升香烟的价位。

应用二:对用户的基本信息数据和选购自吸卷烟时影响购买的最大因素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该聚类也定义为四个聚类中心。分析发现,第一类消费者在选购自吸卷烟时决定购买的最大影响因素是消费习惯,第二类是价格合适,第三类是烟味清淡、醇和、不燥,而第四类是追求新鲜、尝试新口味。第一类到第四类消费者的综合收入水平依次升高,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用户对香烟的要求也依次变高,这也再次说明卷烟厂为了吸引更多高收入的客户群体,需要从提高香烟的品质、包装等多方面来考虑。同时,可以看出,年龄降低,对香烟的要求反而变高,年龄大的用户喜欢买已经习惯的牌子,而年轻人更喜欢尝试新的品种。所以,卷烟厂有新的卷烟生产出来的时候,应采取一些宣传手段重点向年轻人宣传新的卷烟产品。

应用三:对用户的基本信息数据和用于送礼和应酬时影响购买的最大因素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该聚类也定义为四个聚类中心。分析发现,第一类和第三类用户在购买用于送礼和应酬的卷烟时,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品牌的名气,所以卷烟厂应该通过电视广告、报刊广告或者网络等手段来提高卷烟的知名度;第二类用户认为体现身份最重要,所以卷烟厂应该考虑卷烟的包装等可以体现身份的做法;而第四类用户认为符合现代潮流最重要,所以卷烟厂可以在包装上规划可以展示潮流的图画等,来提高卷烟的销售量。

在定量分析的实际研究中,线性回归模型是比较常见的方法,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一模型会受到限制,比如,当因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而不是一个连续变量时,线性回归就不适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从19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在离散型资料的分析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该模型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二元Logistic模型以及其推广形式——多元Logistic模型。二元回归模型有下列两种,一种是简单Logistic回归模型(戚刚,2014[57]):

其中,πx)表示给定X=x时,观测到依变项Y的第一种情况的概率,即PY =1|x)=πx)。Y被观测到第二种情况的概率为PY=0|X)=1-πx)。

另一种是复杂Logistic回归模型:

,并且令,可以把上述公式简化为:

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公式如下:

其中,分别表示依变项Y对应的第s类和第g类的概率,且s=1,2,3,…,g-1,g为参考类别,。有关人员对影响消费者选择不同品牌卷烟的消费倾向进行研究时(戚刚,2014),依变项包括三项,分别是:①固定购买某一品牌香烟;②随机购买某一品牌香烟;③阶段性固定或随机。综合考虑后,研究人员将消费者卷烟忠诚度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表示为:

对上述模型做了以下基本假设:

第一,消费者选择卷烟品牌的价值观对其购买卷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并与选择的卷烟品牌有正相关性。

第二,消费者对卷烟品牌的满意度对其购买卷烟有正相关影响。

第三,消费者卷烟品牌倾向度对其购买卷烟有正相关影响。

第四,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购买卷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第五,消费者的年龄对其购买卷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以此模型为基础,研究人员通过在山东市场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分析发现,消费者卷烟品牌忠诚度对其购买某一品牌香烟有重要影响。所以,提高消费者卷烟品牌忠诚度是做好卷烟品牌培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有学者认为(刘红飞,2007[58]),卷烟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其需求既受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也受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影响。由于影响卷烟消费的因素较多,其中很多因素难以直接量化,很难找到各种因素与需求之间的明确对应关系,因此卷烟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相当于一个灰色空间。该学者根据广东卷烟消费情况分析,认为在卷烟消费预测中体现经济增长整体态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综合这些影响因素,它与卷烟消费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该学者选择灰色系统理论作为研究工具,在卷烟消费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建立一个双变量的灰色系统模型GM(1,2),以此进行卷烟消费需求增长趋势的量化研究。由于GDP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先建立GDP的GM(1,1)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GDP和卷烟消费需求的GM(1,2)模型。下面简要介绍其具体测算过程:

一是建立灰色系统的原始数据列。

表示第1到第K期间的原始GDP数据,并且令的一次累加(AGO)。

表示第1到第K期间与原始GDP对应的卷烟原始消费量,并且令的一次累加(AGO)。

二是建立GDP的GM(1,1)模型,其微分形式为。其中是待识别参数列,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T表示矩阵的转置(下同)。

由于卷烟消费量与GDP及卷烟消费量的累加值、有关,所以GM(1,2)模型的微分形式为:

其中是待识别参数列,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系统状态方程如下:

三是计算一次累加AGO值。

根据X1k)=ΣX0i),i=1,2,3,Λk,分别得到如下AGO值:

以上分别为GDP和卷烟消费量的一次累加值。

四是求解GM(1,1)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

,则可求出如下:(www.xing528.com)

上式中的邻均值等权生成数列,即:

计算出a1,得到GDP的累加预测模型:

并利用后验差对模型进行检验。

五是求解GM(1,2)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可得:

式中的的邻值等权生成数列。

,则卷烟消费需求的累加预测模型为:

利用后验差对模型精度进行检验。

运用灰色理论分析发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拉动了卷烟消费量的较快增长,卷烟消费与经济增长密切正相关。从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广东经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卷烟消费需求仍将处在一个稳步增长的轨道上,这种增长是经济发展后的正常反应。

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当前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不是新学,只不过,20世纪50—90年代,它沉寂了几十年。2000—2005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至少有三位被视为“行为经济学家”——阿克劳夫、史密斯、谢林,至少有一位被视为“计量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家——麦克法顿。狭义而言,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产物。广义而言,行为经济学把五类要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①“认知不协调—C-D gap”;②“身份—社会地位”;③“人格—情绪定势”;④“个性—偏好演化”;⑤情境理性与局部知识。

具体到卷烟消费,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卷烟消费者行为。卷烟消费者行为是指消费者为获取、使用卷烟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先于且决定这些行动的决策过程。卷烟消费行为受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影响,归结起来可分为三类,即个性心理因素、购买动机和消费习惯。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影响卷烟消费行为的因素体系(吴胜波等,2011[59])。相关学者通常采用消费者行为试验或者通过消费者行为抽样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样本数据收集,通过一定的计量经济分析手段开展研究。例如:

部分研究者(刘智等,2012[60])运用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以长沙县卷烟消费者行为作为研究背景,在2012年7月,根据每个区域的人口和卷烟销量综合分配样本数量,对各区域进行非概率性便利抽样。研究主要采用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直接发放问卷1107份,回收有效问卷1010份,有效问卷率达91.24%。问卷主要涉及消费者基本信息,例如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情况。研究者采用SPSS17.0软件和EXCEL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分析了消费者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均收入与消费卷烟品牌的关联度,不同区域的卷烟品牌消费结构及消费习惯,卷烟购买场所、终端陈列及促销可接受方式对消费者卷烟消费行为的影响,不同品牌的购买方式、送礼因素在高端卷烟消费中的影响,消费档次提升的主要影响,消费者对卷烟零售终端持证经营的态度及维权意识,以及消费者对未来卷烟消费的态度等,并提出营销策略建议。

也有学者(吴胜波等,2011[59])从个性心理因素、购买动机、消费习惯等三个方面分析卷烟消费者行为在卷烟消费中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调查问卷。例如,在卷烟消费者个性心理因素方面,具体调查个性影响、偏爱态度、感觉反应、自我形象需要、后天经验等;在卷烟消费者购买动机上,主要调查包装、口感、价格、劲道、文化底蕴,以及消费的求实、求名、求美、求时髦、好胜、满足嗜好、从众等;在卷烟消费者习惯方面,主要调查习惯形成的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社会阶层、产品特性等。以县(区)为单位抽样群体,根据每个地区的人口和卷烟销量综合分配样本数量,并对各区域进行非概率性便利抽样。此次调查研究在岳阳地区各县市通过街头拦截访问卷烟消费者约2000名,获得有效调查问卷825份。用软件SPSS19.0进行数据处理,采用以Frequencies和Crosstable过程为主的方法进行结果分析。调查样本统计显示,岳阳地区卷烟消费以男性消费者为主,多为青壮年,中等收入居多,教育水平总体偏低,涵盖了在校学生、工人、农民及企业员工等诸多卷烟消费群体。

还有学者认为(杜文东等,2009[61]),卷烟品牌具有超强的附加价值,从消费者行为出发研究卷烟品牌培育问题十分必要。烟民吸食卷烟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满足和身份象征,其消费者行为可从心理因素、消费动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基于此,本书提出了进行市场细分、明确目标客户,认清消费者需求、提供个性化价值,塑造烟草品牌的文化力、充分发挥客户经理职能的烟草品牌培育路径。

此外还有基于AHP的卷烟消费者分析、基于SOM神经网络技术的区域卷烟消费状态自组织分类研究、基于粗集和熵值的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评价等卷烟消费和卷烟品牌建设的理论方法,在这里不一一做详细介绍。

在针对我国卷烟价格、居民收入等要素对卷烟消费影响的研究文献中,本书选择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三篇。

张一扬等人(2008[62])在研究2001—2006年中国卷烟消费情况后发现,这期间,卷烟价格平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5年共提高了71.3%;同期烟草工商税收提高了131.4%,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3%。但这一时期全国的卷烟消费量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反而提高了24.03%,平均年消费增长率达到4.61%。2001—2006年中国并未出现因为卷烟税收和价格的不断提高,卷烟消费量随之降低的现象(卷烟价格每提高10%,卷烟消费需求下降4.0%—7.5%)。由此可见,烟草消费需求、税收、价格同时增加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多个方面。因此,面对中国卷烟消费需求与相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要实现对烟草消费的有效控制,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张一扬等人进一步指出,必须用积极、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包括税收、价格在内的一系列减少烟草需求的措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为中国政府提供符合国情并能有效控制烟草消费需求的战略选择。

李强等(2012[63])对2007—2010年我国卷烟消费的情况分析显示,2007—2010年我国卷烟的名义价格几乎没有变化。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卷烟的实际价格还有所下降。分析表明,仅提高卷烟消费税而不提高零售价格,无法起到控制烟草消费的作用,只有实现税价联动,才能把上调的卷烟消费税传递到零售价格,从而有效控制烟草消费。同时,2009年第三轮ITC的调查情况也表明,仅有6.1%的吸烟者在过去1个月内经常考虑吸烟的费用,该比例显著低于2006年第一轮调查时的水平。这说明2006—2009年,随着卷烟实际价格的降低,吸烟者购烟的经济压力也相应减小。因此,在2009年我国卷烟消费税调整后(至少在2010年7月之前),吸烟者因卷烟价格而想到戒烟的比例并没有上升,表明我国卷烟消费税调整并未起到控烟作用。既往研究表明,无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人均GDP的相对水平来看,我国卷烟价格均处于世界极低水平,过低的卷烟价格往往导致戒烟意愿降低。与其他开展ITC调查的国家相比,我国吸烟者报告卷烟价格使其想到戒烟的比例最低。这提示我国目前的卷烟价格过低,很难起到促使吸烟者戒烟的作用。

刘兴等(2011[49])对我国城市卷烟消费量函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卷烟销售均价与销售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滞后一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当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各城市的卷烟销售量呈正相关关系;各城市卷烟消费价格弹性的差异较大,收入弹性差异也较大。在35个重点城市中,济南的卷烟价格弹性最大,为0.927,这意味着若济南卷烟市场卷烟销售均价上涨1%,则济南市场的卷烟销售量会增加0.927%。杭州的卷烟价格弹性也较大,为0.887,意味着若杭州市场上卷烟销售均价上涨1%,则杭州卷烟市场的卷烟销售量将会增加0.887%。卷烟价格弹性较大的城市还有:北京(0.845)、天津(0.722)、石家庄(0.765)、太原(0.856)、杭州(0.887)、宁波(0.790)、厦门(0.878)、济南(0.927)、武汉(0.829)。卷烟价格弹性较小的城市有:沈阳(0.190)、长沙(0.046)、贵阳(0.056)、西安(0.094)、银川(0.04)。随着卷烟价格的波动,卷烟价格弹性较小的城市卷烟销售量波动不明显,即卷烟销售量对卷烟价格波动的反应不敏感。

各重点城市卷烟消费函数中的收入弹性差异也较大。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大连、长春、哈尔滨、合肥、南昌、青岛、武汉、广州、重庆、成都、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重点城市卷烟消费量的收入弹性都较大,说明这些重点城市的卷烟销售量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动较敏感。而沈阳、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济南、郑州、长沙、深圳、南京、西安、西宁、银川等重点城市卷烟销售量的收入弹性较小,说明这些重点城市卷烟销售量的变化对可支配收入的波动不敏感。各重点城市非农业人口数量与卷烟消费量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各重点城市非农业人口增加1%,卷烟消费量增加0.055%。根据经济学理论,人口因素决定了市场规模的大小,也决定了商品的销售量和消费量。人口因素不仅包括人口的年龄,还包括人口的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性别比例等其他因素。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和能力会因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青年、中年、老年在卷烟消费方面存在差异;女性吸烟者的比例要明显低于男性吸烟者的比例;卷烟消费者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价值观念、消费方式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别。

在卷烟品牌培育方面,有的研究人员根据湖北省烟草综合业务服务平台提供的数据库资源,选择区域卷烟营销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具有足够大的相对空间稠密性,能够训练出足够精度的SOM神经网络,这一神经网络对一般客户进行自组织分类,与专家系统给出的分类结果基本相似,并且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具公平性。通过分析发现,湖北市场对省产卷烟尤其是省产紧俏卷烟的依赖度偏高,不利于卷烟销售的可持续发展和品牌的优化配置。因此,在省外卷烟的购进销售上要以市场为基础,着重培育有市场发展潜力、消费者接受程度高的卷烟牌号,这样才能使社会福利趋于最大化(杨硕等,2009[64])。也有人以西安市烟草公司区域二部市场连续四年的销售数据和零售户、消费者满意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卷烟营销数据进行实时挖掘,分析品牌宽度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品牌集中度对烟草商业企业利润的影响以及品牌宽度与品牌集中度之间的联系,研究如何按照国家局的要求提高西安市烟草业品牌集中度。通过研究,就寻求品牌宽度与品牌集中度之间的平衡点提出具体营销建议:加快品牌培育,引导市场消费;引入同品牌下不同价位规格卷烟,扩大品牌影响;引入同价位替代品牌,满足细分市场需求;运用品类设置理论对品牌进行管理(徐寒等,2011[65])。

在基于产业链匹配视角的品牌培育研究方面,相关研究者认为我国烟草行业存在较长的产业链,各个环节独立经营,导致卷烟品牌多元化,成为制约烟草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卷烟产品带给消费者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情感利益,各类卷烟本身带给消费者的物质利益差异不大,消费者购买卷烟大部分都是出于情感利益的追求。因此,精确、统一的情感利益建设是卷烟产业链品牌匹配的关键。为此,基于产业链品牌匹配的视角,研究者向卷烟企业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对人性特征进行研究,合理把握品牌空间度建设。品牌建设空间度从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时代精神,即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二是地域文化,目标消费者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具有特殊文化的群体;三是人性特点,表现为人们为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而产生的行为;四是伦理道德,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限的,而品牌所要倡导的人性必须在基本的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卷烟品牌可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品牌建设空间。如果卷烟品牌处于发展初期,可以选择较低的层次;如果品牌处于发展中后期,要想进一步扩大推广范围,则需要选择较高层次的空间度。

第二,对快乐情感进行分类,精确构建统一的情感利益。消费者所追求的终极情感利益是快乐,而人们对快乐的需求包括多个方面,可以表现为对金钱、名誉、地位等的追求,也可以表现为对某种生活状态的追求,如自由浪漫、坚毅勇敢等。在卷烟品牌建设过程中,首先应确定产品所要倡导的快乐情感的种类,在此基础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在消费者处形成统一的快乐情感。

第三,对目标消费者的购买特征进行分析,采用正确、新颖的营销方式。例如,在美国烟草行业,针对黑人和白人青年最流行的营销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嘻哈音乐。清凉牌卷烟利用此文化,精心设计了一次烟草促销活动,将烟草包装与当前流行的嘻哈音乐、文化相结合,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中国卷烟厂从来没有分析过中国青年流行音乐、卷烟如何与流行音乐结合来进行主题营销等类似问题,值得厂商们进一步思考。

对于卷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应该选择以品牌为核心的循环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提高企业利润,还能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效用。从品牌经济学角度来看,卷烟品牌的建设要注重情感利益的培养。可通过一系列正确的策略和形象设计,将卷烟打造成某类情感的代言或象征,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进而提高市场份额。卷烟品牌在成为某个品类的代言或象征之后,可通过品牌授权增加品牌价值。

第一,要强化卷烟品牌的单一利益点。强化单一利益点是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的重要途径。例如,芙蓉王突出“静、精、深、雅”的人文气质,玉溪强调“内敛、成熟、大气、稳重”,苏烟着重“尊贵”。卷烟品牌广告宣传活动受限,但企业仍可采取新闻媒体主动报道等形式,对自身品牌的单一利益点进行定位宣传,将品牌所追求的单一利益点植入消费者的思想中。如此一来,一旦消费者有某方面的需求,会马上联想到相应品牌。

第二,要增加卷烟品牌的情感利益,发展品牌授权。快乐情感的特性决定品牌品类具有高度敏感性,只有当品牌上升为某种快乐的象征或代言时,品牌延伸才能取得成功(朱红红等,2014[66])。品牌授权是一种特殊的品牌延伸,快乐情感依然是品牌授权的前提条件。在品牌授权中,只有情感利益能够转移到被授权商品上,而物质利益无法实现转移。只有当一个品牌上升为某种快乐的象征或代言时,才能进行品牌授权。

第三,应通过严格考察,将卷烟品牌形象或名称授权给其他相关产品。品牌授权可突破资源限制,扩大企业盈利能力。同时,品牌授权也具有较高风险,因为品牌授权而失败的案例不在少数。授权方要重点从终端建设的稳定性和质量信息的透明性两项指标来考察。考察终端建设的稳定性,要测试被授权方采取了哪些终端形式(如超市专柜、专卖店或直供店等),这些终端是由被授权方自控还是由代理分销商经营。考察质量信息的透明性,要求测试产品附有说明书,清楚标注产品成分,提供第三方质量征信等内容(邵一丹等,2014[67])。

在品牌培育的市场机会分析方面,有的研究者通过2007—2013年全国零售价格在130—350元/条的卷烟销量数据,运用趋势分析和各价位点销量两个规格,集中研究此价位段的卷烟消费需求变化特点,据此提出了河南中烟黄金叶卷烟品牌在此价位段的新品开发与市场投放策略。通过近几年行业与河南市场卷烟需求价位特征的分析,研究者对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金叶品牌的产品开发与投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值得投入的价位,主要是热点和潜力价位,可以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投放力度,同时,营销资源也应重点倾斜。②建议避开的价位,主要是冰点和冷冻价位,在这些价位点上,须减少或取消市场投入,以节约营销资源。③有待关注的价位,主要是垄断价位,这几个价位点因为垄断性太强,投入产出的结果可能事倍功半,但可以经常关注这些价位的市场波动,寻找在某些市场的突破口,伺机而入。

在卷烟消费预测方面,赵辉等(2011[68])分别用趋势外推法、时间序列分解法和二元线性回归法对河北某市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做出2010年的预测情况。从最终结果来看,三个模型预测的平均相对误差的绝对值都在2%以下,整体上表明模型都具有较高的精度,尤其是时间序列分解法的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仅有0.7%;三个模型的样本观测值都较少,最多的一个也只有27个样本观测值(时间序列分解法中27个季度的数据),体现的年度数据不多,仍属于小样本范畴;采用时间序列预测侧重于预测对象本身的历史数据研究,回归预测注重分析影响预测对象的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不但要根据历史销售数据对未来的销售做好提前准备,还应综合考虑市场各种相关因素的改变,在参照历史销售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已经或可能即将发生的变化做适当调整。这样的预测不但包含了卷烟销售的历史信息,同时包含了卷烟市场变化的信息,所做出的预测结论是科学有效的。

此外,有的人员从九次幂误差的概念出发,提出一种基于广义10wA算子的最优组合预测模型,并提出了优性组合预测、非劣性组合预测和劣性组合预测的概念,得出了简单平均组合预测至少是非劣性组合预测的结论,最后通过对我国卷烟消费需求进行组合预测说明了该组合预测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王尚俊等,2013[69])。

也有文章采用灰色系统理论的预测方法,以2000—2005年广东卷烟消费量与生产总值(GDP)为基础数据,建立了广东卷烟消费需求增长的灰色预测模型GM(1,2),并对广东未来的卷烟消费需求进行了定量预测。结果表明,未来广东卷烟消费需求将保持稳定的增长,要摸准市场,调整结构,以确保供给。从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广东经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卷烟消费需求仍将处在一个稳步增长的轨道上,这种增长是经济发展后的正常反应。因此,应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对卷烟消费市场的“拉动效应”,避免对卷烟消费的片面认识和评价。针对这种情况,广东烟草行业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继续坚持“大企业、大市场、大品牌”的改革思路,加强对卷烟资源的优化整合,把企业做大、做强。二是要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全行业总量、结构平衡。工业企业要科学安排生产进度,保持均衡生产,合理安排产销结构,确保卷烟产品结构均衡、适应市场;商业企业要夯实市场基础,稳步优化销售结构,避免销售结构攀升过快。三是要始终把销量的稳定增长摆在首要位置,坚持市场导向,加强市场调查,注意把握好调控节奏、力度和时机,同时要加快并完善卷烟物流建设,确保市场供给(刘红飞,2007[58])。

在以理性预期理论为基础,利用1980—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卷烟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卷烟消费需求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中,相关结论表明,居民的卷烟消费行为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十二五”期间,中国卷烟消费仍然将保持平稳增长(汤柱国,2011[52])。

卷烟市场预测行为由于受到众多相关因素的影响,成为目前营销工作的一个难题。有学者以2005—2009年的安康市卷烟销售数据统计分析为依据,将最小二乘法、指数平滑法、ARIMA预测模式相结合,对全市卷烟进行年度预测和月度预测,尤其是对高档卷烟的消费需求变化进行分析,在实践中有较强的实用意义。他们提出了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把握销售的季节性。在安康,外出务工人口的流动特征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因此造成卷烟销量在春节期间的销售量较难把握。同时,安康很多项目工程对一类卷烟销量有较大的提升作用,因此需要进行大量基础调研对预测数据进行校正。二是增强销售的均衡性。从预测与销售的数据来看,月度销售呈大幅度的升降趋势,从满足率来看,月度供给不均衡,与实现订单供货的要求还有部分差距,因此下一步应该着重调研需求,尤其要把握好低档卷烟的供给,保障需求满足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三是加大结构的优化。从一类卷烟的预测结果来看,其增长速度大于全市卷烟平均增长速度。因此,加大一类卷烟供应量的调整,优化卷烟销售结构,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师彦锋,2010[70])。

廖燕铃(2014[71])在分析中将卷烟当作一种特殊的嗜好品,并指出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特别是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发生巨大改变,烟民吸烟量和吸烟率呈现下降趋势,吸烟档次逐步提高。同时,随着“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相继出台,卷烟消费受到抑制,社会购买力下降。经济及社会因素的不利影响不容乐观,控烟形势越来越严峻,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给卷烟销售带来更加直接、更加深刻的影响。该文在深入剖析当前工作现状的基础上,从烟草行业现状、卷烟市场容量概念、影响因素和作用、卷烟市场容量评估角度出发,分析了卷烟市场容量评估的方法、步骤,为真正把握市场需求奠定了基础。

毛正中等(1997[72])根据四川省的时间序列资料,通过实证分析建立了卷烟需求函数。研究结果证实,吸烟确实是一种理性嗜好,即滞后和超前的消费都对现在的消费有正向影响。这就是说,虽然吸烟者一经形成这种消费习惯就欲罢不能,但是他们为了一致地使效用在整个时间内极大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改变这种消费行为。提高卷烟价格就会引起卷烟需求下降,因为价格弹性在-0.6—-0.8左右,故价格提高10%,消费量下降6%—8%。如果社会目标确实是要控制和减少吸烟,就应该很好地利用价格杠杆以达到这个目标。以前的措施,例如禁止在大众传媒上打广告、规定卷烟中焦油含量的质量标准等,是希望从供应方设定限制,以控制吸烟。限定吸烟场所的规定是对需求方做出限制,但并未很严格地执行,作用并不明显。而价格手段必然会起到减少吸烟量的作用。事实上,许多研究都显示,限制吸烟的规定及健康教育与价格政策的共同作用会收到良好的控制吸烟效果。自1981年以来,卷烟的实际价格一直都在增加,但消费水平并没有相应下降,这主要是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根据测算,卷烟消费收入弹性为0.55左右,所以收入每增加10%,卷烟需求会增加5%左右。1981年以来,实际收入平均增长率大约为7.8%,于是,若价格不变,每年人均卷烟消费水平大约会增长4%左右。因此,为了卷烟消费量保持不变,避免卷烟实际消费增加,每年卷烟价格都应提高,其提高的幅度应满足下式:

价格上涨(%)=通货膨胀(%)+0.6×收入增长(%)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收入增加,烟草制品消费都有过快速增长的时期。正如本书已经证明的那样,在价格弹性系数绝对值小于1时,提高价格虽然减少了销售量,但总销售额提高了,税收就会相应增加。事实上,不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芬兰等都采用了提高税收的方式来达到既减少吸烟量又增加政府税赋的双重目标,这些国家还将所增加的收入用于医疗卫生保健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国各种品牌卷烟之间价差较大,应借鉴国外的经验,把税分为从量税和从价税两部分,用从量税保证每包烟有一个最低价限制。若我们对每包卷烟再增加0.10元的税收,对所研究的这个省而言,价格只相当于上涨了3.9%,假如其他条件不变,会使消费量下降2.6%—3.1%,从而降低吸烟所带来的外部成本。与此同时,政府总收入还可增加约2亿元左右。应该指出的是,每包烟增收0.10元的税款,若不纳入“计税价格”中,完全转移到吸烟者身上,也不会增加卷烟生产者及销售者的经济负担。总之,提高卷烟税率是一种符合社会目标的政策选择,可达到既减少卷烟消费水平又增加政府收入的双重目标。

2010年,姚婷婷等人[73]利用1990—2005年的全国时间序列集合数据,建立卷烟需求函数,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分析结果显示,卷烟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23和0.58。通过提高烟税收来控烟是一个双赢的方法,既可以减少烟草消费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又可以增加政府的总税收。该研究估计的卷烟需求价格弹性(-0.23)低于1997年的估计值(-0.80)和2002年的估计值(-0.54),原因可能是近年来卷烟价格的变化范围扩大和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增加。同时,研究者利用该卷烟价格弹性估计值,探讨了卷烟税收政策对卷烟消费和政府税收的影响。以2005年卷烟价格和卷烟销售量的数据为例:卷烟平均价格为2.11元/包,卷烟销售量为3756万箱(或939亿包)。假设有效税率(以零售价表示)为40%,即0.84元/包(2.11×40%),如果中国政府将烟税从0.84元/包提高到1.05元/包(即提税25%,0.84× 125%),则新的卷烟零售价格将为2.32元/包(即零售价提高10%)。那么,根据研究估计的卷烟价格弹性值-0.23,卷烟消费量将会减少2.3%(相当于人均卷烟消费量减少1.65包,卷烟销售量减少21.58亿包),此时新的卷烟销售量为917.4亿包。与减少的18.214亿元(21.58亿元×2.11元/包×40%)税收相比,增加的烟草税收为198.129亿元(939亿元×2.11元/包×10%),因此,政府最终将增加179.915亿元的收入。总的来说,当减少的消费量可以被(通过提税)增加的价格所弥补时,提高烟税将会既减少卷烟的消费,同时又增加政府的税收。这是一个值得中国政府关注的问题。

此外,该研究估计的卷烟需求收入弹性(0.58)为正值表明,若人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则卷烟消费将增加。由于卷烟的需求同时受到卷烟价格与人们收入的影响,当卷烟价格的增加低于收入增长速度时,卷烟消费量不仅不会下降,甚至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也正是即使近10年来我国卷烟价格一直有所上升,但卷烟消费并没有相应下降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只有烟草价格也有相应大幅度的增加,才能抵消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烟草消费的增加。假设卷烟价格增加引起的卷烟需求减少量等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引起的卷烟需求增加量,可以得到以下关系式:

卷烟价格增加(%)=通货膨胀率+(收入弹性/价格弹性)×收入增加(%)

根据估计的需求价格弹性(-0.23)和收入弹性(0.58),可得到:

卷烟价格增加(%)=通货膨胀率+2.52×收入增加(%)

在考虑通过提高卷烟价格控烟时,价格增加量应考虑符合上式中的关系。同样以2005年的数据为例:2005年居民收入较2004年增加了13%,又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CPI数据计算得到,2005年通货膨胀率约为2.02%。根据上式,在维持现有税率不变(40%)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卷烟消费量保持不变,2005年的卷烟价格应至少比2004年增加34.78%,即为2.49元/包。那么2005年每包卷烟的实际价格至少应增加0.38元(2.49元/包-2.11元/包),即至少提税45%,才能在收入增加的同时,通过提高烟税来达到控制烟草消费的目的。

总的来说,通过提高烟税来控烟是一个双赢的方法,既可以减少烟草消费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又可以增加政府总税收。但在考虑提高烟价控烟的同时,不应忽略收入增加导致的卷烟需求量的增加。只有当卷烟价格提高引起的卷烟需求改变量不低于收入增加引起的卷烟需求改变量时,通过提高烟税控烟才能使卷烟需求真正减少。中国烟草控制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除了提高卷烟税收水平以外,控烟措施还可以包括实施公共场所禁烟、提供戒烟帮助、加强教育和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等。

首先,研究者根据卷烟产品消费特征,构建了卷烟产品消费者需求层次结构;然后,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特征,将消费群体分为三种类型;最后,将消费者需求调研信息与专家评估相结合,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三类卷烟消费群体的需求项权重,使模糊的消费者需求转化为清晰的消费者需求,为卷烟企业产品属性设计提供信息参考。①低档卷烟产品:该类消费群最重视的需求项分别为满足感强、质量均衡性、调节身体状态,说明低档卷烟产品消费者主要关注的是卷烟基本属性。因此,在设计产品属性时,应注重烟碱量以及刺激性等属性的综合平衡,满足该类消费者对于卷烟满足感的总体要求。②中档卷烟产品:该类消费群最重视的需求项分别为口腔舒适、烟气醇和、喉咙顺畅、香气吸引,说明中档卷烟产品消费者主要关注的是卷烟的吸食品质。因此,在设计产品属性时,应注重香气类型独特、刺激性小、湿润度高等产品属性之间的平衡,满足该类消费者对于烟气醇和与口腔舒适感的需求,达到该类消费者对于卷烟品质的高要求。③高档卷烟产品:该类消费群最重视的需求项分别为长期吸食对身体影响较小、内涵感、香气吸引,说明高档卷烟产品消费者特别注重卷烟产品安全属性以及产品档次内涵。因此,在设计产品属性时,应注重释放物质量、香气类型、烟气品质等产品属性的平衡,满足该类消费者对卷烟质量安全与品质内涵的总体需求(杨剑锋,2010[74])。

部分人员借鉴ACSI模型和ECSI模型,结合快速消费品的特点,构建快速消费品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并以卷烟产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①企业/品牌形象对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②价值感知正向影响顾客满意度,且路径系数最大;③质量感知通过价值感知间接影响顾客满意度,对顾客满意度无显著正向影响;④顾客对卷烟品牌和价格的关注度高于卷烟产品的质量,只有买到性价比符合顾客购买能力和嗜好的卷烟产品时,顾客才会满意;⑤企业/品牌形象和价格在卷烟消费中有重要的影响。此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样本量较少,只有266份,虽然达到了结构方程模型样本量的标准,但更大样本量的分析结果更具有说服力;②质量感知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虽然能给出合理解释,但与ACSI模型和ECSI模型的结果不符,有待进一步研究(胡兵兵等,2010[75])。此外,也有研究者通过分析中国烟草行业卷烟营销的现状,总结卷烟营销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卷烟营销方式——微信营销,并结合卷烟营销的实际情况,提供卷烟微信营销方案设计与实施对策,为卷烟营销提供实践指导建议(贺石平,2015[76])。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烟草管理体制市场化的进程加快,国内烟草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逐步加大。关于烟草控制,烟草业内人士也进行了有关研究。例如,基于长沙县市场调查,以长沙县卷烟消费者行为为研究背景,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总结了长沙县卷烟消费者行为特征和规律,最后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四个方面提出卷烟营销策略,以促进长沙卷烟市场稳定发展(刘智等,2012[77])。2010年3月1日,杭州开国内先河,率先实施禁烟,研究者通过对杭州《控烟条例》实施2个月的卷烟销量分析发现,控烟会对卷烟消费产生影响,但其效应有个漫长过程;烟草作为重要产业,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卷烟消费将向中高档发展。业内人士建议采取以疏为主、研制替代品等措施来控烟。①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烟草经济和烟草控制,是两组相互对立的社会活动和事件。一方面,烟草经济是很多国家的重要经济产业;另一方面,烟草带来的健康危害,又使控制烟草成为保护国民健康、促进社会文明的重要行动。因此,应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措施。所谓疏,就是通过文化、社会道德、行为准则、教育等手段,逐步引导和改变人们的卫生观念、生活习惯、行为准则。所谓堵,就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全面履行的同时,专门制定一部全国性控烟法律,禁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香烟,减少新的烟民;严禁地下、走私香烟等扰乱烟草市场行为,对不法分子给予法律制裁,使我国的烟草业得到严格控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禁止吸烟场地吸烟给予较严厉的罚款及处置,将控烟落到实处。②降焦减害,研制替代品。首先,烟草业要理智地对待禁烟,在合法的范围内发展自己。其次,要加快步伐推进烟草科技进步,降低卷烟焦油量,减少烟气中的有害成分,全面推出低焦油和低危害的卷烟产品。再次,着力于吸烟的安全性,研制出药用性、疗效性的新型卷烟产品。争取做到既满足消费需求,又保障人们身体健康。这才是解决控烟难题比较好的办法。③扩大反吸烟队伍。目前,反吸烟队伍只靠少数中老年志愿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扩大反吸烟队伍,全民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控烟,这才是提高国家健康水平的基础(郭丽娜,2010[78])。

控烟组织认为,烟草消费给吸烟者造成伤害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烟草消费增长。提高烟草消费税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单项控烟措施,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用。作为世界烟草消费第一大国,我国政府面临着更艰巨的控烟挑战。烟草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第一大税源,为我国政府财政提供可靠的收入来源。因此,政府在对烟草消费税政策调整时仍然存在诸多顾虑,近年的烟草税收改革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有余,控烟效果却并不理想。

还有研究结合美国的烟草税制结构,重点回顾加州政府在历史上控制烟草消费时使用的税收政策及成效。加州是全球最早开展控烟项目的政府之一,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成年人吸烟率不断下降,烟草消费量不断减少。加州的成功经验在实践上证明了有效控制烟草消费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并不会减少,恰恰相反,增加的财政收入又被重新投入其他控烟活动中,继续推动控烟工作的开展。此外,该研究还介绍了我国烟草税制结构的现状,结合2009年我国烟草消费税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和实施结果,深度剖析了目前我国烟草消费税改革存在的主观问题和客观制度缺陷:我国烟草制品的消费税水平还比较低;烟草行业存在特殊的定价机制,提高烟草消费税并没有改变卷烟的零售价格;政府在改革中对烟草行业刻意保护等。这些方面的原因综合起来,使得以往税收政策调整的控烟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研究借鉴美国加州的成功经验,为今后我国烟草税制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重点提高从量税,使价内税过渡到价外税,将课税环节前移,完善烟草税专款专用制度,增加对烟草替代品的税收减免,以及加强市场监管,征收印花税等等(赵子芳,2013,学位论文[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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