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卷烟消费的文献综述

在国外卷烟需求分析所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中，非依赖性模型最常用的消费需求模型为以下形式（白远良等，2006^[1]）：

Q=f（P，P_i，Y，X）

其中：Q表示人均卷烟消费量，P表示卷烟价格，P_i表示其他烟草制品的价格，Y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居民消费支出等有关消费能力指标），X表示其他影响卷烟消费的偏好变量向量（例如烟草广告、健康教育、工作场所禁烟、婚姻状况、卷烟配送渠道差异等）。

借助这一模型，在不考虑卷烟消费的依赖性特征的情况下，可以研究卷烟价格、其他烟草制品价格、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变化对卷烟消费的影响；同时，还可以研究烟草广告、税收政策、禁烟政策等影响卷烟消费偏好的因素给卷烟消费带来的影响。

1920年，Marshall^[2]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到依赖性在商品消费中的表现。他指出，一种商品要么遵循递增规律，要么遵循递减规律，并且，价格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增长比较缓慢，一旦人们形成消费习惯，即使该商品价格再次上升，人们也不会迅速放弃消费。Marshall的论述涉及依赖性的三个基本要素：逐渐地适应（耐受性），不可逆（脱瘾过程），以及继续消费的正效应（强化效应）。

虽然商品消费的依赖性特征很早就被经济学者们所认识，但在卷烟消费需求分析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很少有人考虑卷烟消费的依赖性特点，或者在分析中直接假设吸烟行为是非理性的，不能采用理性的方式分析卷烟需求，这就限制了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在卷烟消费行为分析中的运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有学者在分析卷烟需求时提出卷烟消费的依赖性特点，并加以运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卷烟消费需求分析的依赖性经济学模型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不完全理性依赖行为模型。

Winston（1980^[3]）及Schelling（1980^[4]，1984a^[5]，1984b^[6]）等在模型分析中都假定存在稳定但不一致的短期和长期偏好，这种情形正如Schelling对一个吸烟者想戒掉这个习惯的描述：从行为来看，他就像被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想清洗自己的肺，健康长寿，另一个却陶醉在吸烟所带来的快乐中，二者不断地争斗，都期望控制对方。意志坚强的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都能按照拟定的戒烟计划执行，而那些不太坚定的人只能偶尔按照计划执行，也就是说，很多卷烟消费者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因此，那些意志坚定的人可能会参加戒烟计划，而只顾眼前享受的人即使参加了也会很快失败。Winston（1980^[3]）针对这一情况建立分析模型，分析这两种性格如何竞争，并且指出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帮助那些意志不够坚定的人摆脱卷烟消费。模型的基本结构如下：

M_j=M（t_mj，x_mj），Z_j=Z（t_zj，s_zj）

依赖性物品M_j的消费受截止时间点t的累积消费量以及其他物品消费量的影响，Z_j则受依赖性物品消费的时间以及过去依赖性物品消费存量的影响。

虽然不完全理性依赖理论模型为卷烟消费的依赖行为分析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它在卷烟消费以及其他依赖性物品消费的实证分析中还没有得到成功的运用。

二是非理性依赖行为模型。

最早的非理性依赖行为理论模型可以追溯到1952年的不可逆需求模型（Farrell, 1952^[7]）。Farrell描述了一个不可逆需求函数，在函数中，当前的需求依赖于过去所有的价格和收入。他以英国1870—1938年烟草和啤酒的需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模型不仅包括当前的价格和收入，而且包括前一年的价格、收入和消费。虽然他发现了烟草消费习惯形成的一些证据，但他的估计结果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绝大多数实践中采用的非理性依赖模型都以Houthakker和Taylor（1970^[8]）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他们通过构造当前消费是过去消费形成的依赖性存量的函数形式，将当前消费与过去消费的概念引入模型，其中依赖性存量表示所有过去消费衰减后的剩余总量。他们以美国和几个西欧国家的总量数据分析了许多不同物品的需求函数，分析结论为依赖性形成的假设提供了大量支持，其中也包括卷烟消费。

1983年和1989年，Young（1983^[9]）与Pekurinen（1989^[10]）运用价格和收入的非对称反应构建了依赖性非对称模型，并分别利用美国、芬兰的相关资料分析了卷烟需求。在分析中，他们发现价格下降引起的卷烟消费增量几乎是价格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量的两倍，并把这个现象解释为卷烟消费的依赖性行为。其基本思路和模型如下：

假设卷烟价格下降会鼓励消费者进行卷烟消费，并且价格上升时消费者仍会保留他们的消费习惯，在模型中价格的影响表现为两部分——卷烟价格上升或下降效应，即相同价格的上升或下降引起的消费者卷烟消费量变化的程度，那么价格影响的差异性就能得到体现。可用下列模型表示：

Q_t=f（P，PF，P_j，Y，YR，Q_t-1，X_i）

Q_t表示卷烟产品在时间t的需求，P表示卷烟产品的价格，PF表示卷烟产品的名义价格下降，P_j表示其他卷烟产品的价格，Y表示人均名义收入，YR表示人均名义收入上升，X_j表示其他的相关偏好变量。

三是理性依赖行为模型。

在卷烟消费需求分析中，不断有人尝试引入效用函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卷烟消费的理性依赖特征。这里的理性是指消费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考虑了过去、当前和将来消费的相互影响。这与非理性依赖行为模型暗含的假设相反，后者认为卷烟未来的消费贴现无穷大，在当期消费决策中未来卷烟消费的影响可以忽略。虽然在理性依赖消费模型中并不排除未来消费的较高贴现，但理性行为意味着当前的消费决策考虑了未来消费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在其理性依赖理论中，Becker和Murphy（1988^[11]）同样放弃了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之间不存在差异的认知。他们认为，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选择的后果，从而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在他们的模型中，消费者任何时刻的效用都取决于依赖性物品的当前消费、非依赖性物品的当前消费以及依赖性物品过去消费所形成的依赖性存量。其中，定义依赖性存量边际效用为负表示耐受性；定义依赖性存量越大，当前消费带来的效用越大，表示强化效应；定义停止依赖性物品消费总效用下降表示不可逆性。这一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U（t）=u{C（t），R（t），Z（t）}

U（t）为效用函数，C（t）表示卷烟消费，R（t）表示过去卷烟消费所产生的依赖性，Z（t）表示其他物品的消费。

Murphy（1988^[11]）和Becker（1991^[12]）等人从这个基本模型出发，扩展了该模型的一些假设。首先，依赖性物品消费表现为“毗邻互补性”，由于强化特性的影响，在不同时刻依赖性物品的消费具有互补品的特点。依赖性物品当前消费不仅与该物品的当前价格负相关，而且与该物品所有的过去和将来价格负相关。因此，价格持久变化对需求变动的效用要大于短期变动的效用。而且，在Murphy和Becker的模型中，随着依赖性的增强，长期效用与短期效用之比也会提高。此外，他们指出，持久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影响要大于临时价格变化，同时，预期到的价格变化对需求变动的影响要大于相应的没有预期到的价格变化。最后，因时间偏好对价格的反应也存在差异：贴现率高的消费者对货币损失变化的反应比贴现率低的消费者更为强烈。因此，该模型指出，卷烟货币价格变动对年轻、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消费者需求变化影响更大，同时，年长、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高的消费者对吸烟健康信息的反应更为强烈。

在Murphy和Becker模型中，“毗邻互补性”反映了强烈的依赖性特征，能导致需求的不稳定性。这是他们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有助于解释依赖性物品消费者的无节制消费行为和戒断过程中的“痛苦经历”。而且，需求的不稳定性意味着其消费呈现双峰分布。在其他依赖性物品的消费中也能观察到这个现象。此外，Murphy和Becker模型暗含价格下降、同伴的影响，工作压力增大等临时事件也可能导致对依赖性物品的永久性依赖。

行为经济学涉及消费需求理论基本原理在试验心理学中的运用（Hursh & Bauman, 1987^[13]）。许多学者在实验室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研究，考察价格以及其他因素对人类和各种非人类动物在依赖性物品消费中的自我控制行为的影响（Bickel & Degrandpre, 1996^[14]）。在这些研究中，价格被定义为获得单位依赖性物品所必须付出的反应或努力，正如一般经济分析显示的那样，价格上升同样会导致需求量的下降。采用实验方法分析卷烟需求，无论在一般的争论还是在有关政策的争论中都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就是研究人员能够更容易也更方便地分析价格对需求的影响，与采用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需求分析相比，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大了几倍。然而，这种方法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只适用于独立的个体，例如，由于道德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这种方法不能用于价格对吸烟动机的影响分析。

吸烟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在药品滥用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得最为广泛（Bickel & Madden, 1998^[15]）。在一系列的论文中，Bickel、Degrandpre以及他们的同事汇报了在行为经济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吸烟研究结果（Bickel et al, 1991^[16]；Degrandpre et al, 1992^[17]；Degrandpre et al, 1994^[18]；Bickel et al, 1995^[19]；Madden & Bickel, 1999^[20]）。这些实验的参与者一般都是18岁以上的人员，每天吸烟1包（20支）以上，每个参与者每周参加3—5次，每次进行3个小时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价格被定义为吸一定口数的烟需要完成推拉压力活塞的次数，例如，推拉50次可以抽两口。每次吸烟的量由传感器控制，以保证相等。

这些实验也采用了广泛意义上的价格概念。在一些实验中，每个人依靠推拉活塞的次数挣钱，然后利用所挣的钱购买卷烟。与先前计量经济学的分析结果一致，在这些行为经济学的分析中也发现吸烟与价格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一是限制性独立变量的方法。在卷烟消费的微观研究中，人们使用了一系列限制性因变量模型，例如通用化及时决策模型（Yen & Jones, 1996^[21]）。通过放宽参数的灵活性与分布假设，消费者可以及时决策消费多少卷烟以及是否戒烟。该模型采用了与戒烟有关的固定成本，并允许消费依赖性与消费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以1984—1985年英国健康与生活方式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该模型效果要优于其他实证分析模型。

二是双栏模型。根据英国家庭综合调查数据建立的分析模型（Jones, 1989^[22]）表明，双栏式（Double-Hurdle）方法在分析个人卷烟消费行为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分析结论也显示，个人决定是否购买以及消费多少应作为两个独立的因素进行处理。

在价格与卷烟消费的关系上，研究者一般用宏观数据分析卷烟价格变化对消费总量的影响。例如，Baltagi和Goel（1987^[23]）利用美国提高卷烟税收与没有改变卷烟税收的各州之间的卷烟消费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卷烟消费的价格弹性系数在-0.17—-0.56之间，与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Baltagi & Levin, 1986^[24]；Peterson等，1992^[25]）。

Gallus等（2006^[26]）利用52个欧洲国家的数据，采取截面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整个欧洲地区价格对烟草消费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差异。分析中采用的调查数据包括：2000年每个成年人的卷烟消费量、最近的吸烟率，2000年左右当地卷烟和进口卷烟的零售价格，经过购买力评价指数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2000年的成年人口总量。分析结果表明，欧洲卷烟消费价格弹性系数，国产卷烟为-0.46，国外卷烟为-0.74；非欧盟国家的价格弹性更高，达到了-0.8，欧盟国家只有-0.4。因此，提高卷烟零售价格能有效地降低卷烟消费需求，零售价格每提高10%，人均卷烟消费将下降5%—7%。

现在针对美国、英国等工业化国家卷烟价格与需求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相关研究仍然比较缺乏。Warner（1990^[27]）指出，考虑到较低的收入和较低的卷烟消费水平，欠发达国家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应高于富裕国家。相关学者对南非（Van der Merwe, 1998^[28]）、津巴布韦（Maranvanyika, 1998^[29]）和台湾地区（Hsieh & Hu, 1997^[30]；Lee, 2005^[31]）有关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个基本判断。

在采用时间序列总体数据分析价格与卷烟消费关系时需要关注几个问题：一是关键变量与价格高度相关，在包含或者排除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需求对价格和其他因素的变化非常敏感；二是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和相关参数估计的不稳定；三是将重要的变量排除在模型之外又可能导致价格对需求影响的有偏估计。

卷烟价格、需求和供给相互影响的事实，又给供给和需求分析带来了额外的难题。如果不能解决需求与供给的联动关系，就会导致价格对需求的有偏估计。目前，许多研究采用单一国家或地区的时间序列，或者根据混合型数据构建需求和供给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问题（Barnett et al, 1995^[32]；Tremblay, 1995^[33]；Keeler et al, 1996^[34]）。有些研究利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卷烟税收上调25%的机会，对卷烟需求与价格的关系进行了自然实验研究（Sung et al, 1994^[35]；Harris et al, 1996^[36]）。这些研究的结果显示，卷烟需求价格弹性也集中在-0.4左右。但是，采用总体数据一般只能局限于分析价格和其他因素对卷烟需求总量或者人均卷烟需求量的影响，不能分析价格变化对不同消费群体卷烟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和成年人的不同影响，不能区分价格变化对吸烟率和吸烟量的影响，也不能区分价格在吸烟动机和戒烟决策中的不同作用。

在价格与卷烟消费的关系上，也有学者根据抽样调查的个体数据进行分析，这有助于研究人员考察那些运用总体数据不能进行处理的问题。例如，有些研究采用个体数据分析价格对吸烟可能性以及吸烟者平均消费量的影响，有些研究分析价格对不同群体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如按年龄、性别等划分），还有些研究根据横向和纵向的数据分析价格对吸烟动机和戒烟决策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这些分析得出的卷烟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与总体数据分析类似。与总体数据分析相比，个体数据分析有利于避免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个人决策对卷烟市场价格影响很小，因此，潜在的联动误差基本不存在。同样，个人的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地区差异变量与价格和政策变量的相关性较弱，而采用总体数据分析则相关性较强。

Lewit和他的同事最先根据个体数据分析价格对卷烟需求的影响（Lewit et al, 1981^[37]；Lewit & Coate, 1982^[38]），结果显示，卷烟消费总需求价格弹性为-0.42，吸烟者的价格弹性为-0.26。此外，他们还发现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与年龄之间存在反向关系，20—25岁之间青壮年价格弹性系数是26岁以上成年人的两倍；价格对青壮年的最大影响在于其吸烟与否的决策（参与弹性系数为-0.74，条件需求弹性为-0.2），而对35岁以上群体来讲影响差异不大（参与弹性和条件需求弹性均为-0.15）。最后，他们还就不同性别群体对价格的敏感性进行了研究，指出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而女性对价格变化敏感程度不高。(www.xing528.com)

最近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需求价格弹性与年龄存在反向关系。Chaloupka和Wechsler（1997^[39]）利用1993年大学生饮酒调查数据，分析出大学生的吸烟参与弹性系数为-0.53，而非条件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1.11。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使用的样本数据不是随机抽样，考虑到教育程度和收入高的人需求价格弹性较低，Chaloupka和Wechsler指出，大学生卷烟需求价格弹性可能比上面的结果还要高。

根据1976—1992年之间的13次全民健康调查数据，Farrelly等人（1998^[40]）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青壮年卷烟消费需求价格弹性是总需求价格弹性的两倍（18—24岁青壮年的需求价格弹性为-0.58，而根据全体样本数据计算的总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0.25）。此外，Lewit（1997^[41]）、Evans和Huang（1998^[42]）等在相关研究中也指出，卷烟需求价格弹性与年龄存在反向关系。

Ross和Chaloupka（2003^[43]）利用全美17287个高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价格对青少年卷烟消费的影响，再次证实了提高卷烟价格有助于降低青少年卷烟消费。Ding（2003^[44]）采用OLS方法，分析价格变化对吸烟率和吸烟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青少年对价格变化比成年人更为敏感：卷烟价格上升10%，吸烟率将下降14%；而对成年人来讲，卷烟价格上升10%大概会引起吸烟率下降2%。Lance等（2004^[45]）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卷烟需求价格弹性，认为其价格弹性在0—-0.15之间，远小于以前的相关研究结果。

2004年3—4月，Gallus等人（2006^[26]）在分析走私卷烟以及价格变化对意大利卷烟消费的影响时，向3050名15岁以上的意大利一般成年人分发了调查问卷，主要问题包括：不同配送渠道对卷烟消费的影响，提价对成年人卷烟消费影响的个人感受等。调查结果表明，85.6%的消费者在烟店购买卷烟，7.5%在自动售烟机上购买，只有6.9%的消费者从其他渠道购买，包括走私以及网上购买（含样品、试制等赠品类卷烟）。35.9%的过往吸烟者（37.9%的男性，32.8%的女性）指出，价格对年轻人的影响在中等强度及以上，而年轻人和教育程度低的吸烟者更倾向于不回答价格带来的影响。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根据个体数据进行卷烟需求分析时，经济学家采用得最多的是对数—线性方法。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相关数据，例如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就能运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对卷烟需求函数进行有效估计，所估计的参数可以直接解释为价格或收入弹性系数。

除了价格因素，税收对卷烟消费的影响也是研究重点之一。有学者根据1994—1995年美国50个州的时间序列混合数据，运用不同的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消费税对卷烟消费的影响，证实了州及联邦税收、强制性健康警告对降低卷烟消费的有效性（Meier等，1997^[46]），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分析表明，1994—1995年，提高各州烟草税有效地降低了卷烟消费，而且，联邦税的提高更有效地降低了消费需求。其影响差异主要在于跨州的烟草走私与联邦税的增税幅度。同时，增加健康警示语也能降低卷烟消费。有学者采用卷烟需求价格弹性系数来评估中国台湾地区大幅加税对卷烟消费的可能影响（Lee, 2008^[47]），同时也调查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卷烟消费特征的消费者对加税的不同反应。该项目收集台湾地区23个主要市县15岁以上吸烟者的483份有效问卷，采用回归模型和极大似然法两种方法，分析消费者在面临每盒卷烟提税22元新台币，即涨价44%的基础上放弃或减少卷烟消费的意愿。结果表明，在价格上涨44%的情况下，卷烟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0.29，说明吸烟者对提价事件反应较小。而对价格反应最强烈的主要是妇女、低收入者、中度吸烟者，以及经常购买低价烟的消费者。价格上涨44%导致台湾人均卷烟消费减少14.86盒，下降12.87%。与此同时，台湾地区政府烟草税收增加了大概414亿新台币，厂商收入也增加了274亿新台币。因此，既然当前卷烟价格过低，而且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反对也并不强烈，那么，提价不仅有利于降低卷烟消费，也能增加地区政府和厂商收入。很明显，加税对地区政府、厂商和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这一政策值得推荐。

按照控烟框架公约的定义，“烟草控制”是指通过消除或减少人群消费烟草制品和接触烟草烟雾，促进其健康的一系列减少烟草供应、需求和危害的战略。

综合性的烟草控制政策对降低吸烟率、卷烟消费量以及维护公众健康具有重大作用。最有效的烟草控制项目都是综合性的，它应涵盖广泛的干预措施，包括戒烟、烟草消费危害性的公共宣传活动、项目的监测和评估措施、控烟网络和关系建设以及政策法规。在一个广泛的政策框架下，每个国家的控烟干预措施都有赖于其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对任何一个烟草控制项目而言，能否赢得公众支持是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成员国的支持下，WHO概括了综合性烟草控制政策的构成要素（这些信息由WHO西太区域无烟项目组提供）：

国家级综合性控烟措施的构成要素，在财政政策上，烟草制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通货膨胀，烟草税收收入的一部分要用于烟草控制活动。在信息政策上，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行为，确保所有烟草制品上都有健康警示，加强柜台禁烟广告和健康教育投入。此外，还要通过建立无烟区防止人民暴露在吸烟环境中，加强烟草制品管制，提供戒烟治疗支持，确保烟草控制能力建设拥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应用研究以及定期的项目监测与评估，支持媒体就烟草控制的必要性展开辩论，制定能有效抑制阻挠控烟行为的政策，协助农民开展烟草替代种植等措施。

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在烟草控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为政府提供一套烟草控制的政策框架。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分析，烟草控制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减少需求，干预措施包括：更高的卷烟税收，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公共场所限制吸烟，在烟草制品包装、广告以及赞助活动中显著地标注烟草健康警示，为希望戒烟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戒烟服务。

实践证明，更高的税收是降低烟草消费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鉴于年轻人和低收入吸烟者在发病率、死亡率、医疗支出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的负担上更大，他们所受的吸烟危害也最大。同时，低收入者和年轻人也是烟草价格上涨的主要受益者，因为他们更容易因此而戒烟，减少卷烟消费，避免消费依赖。

根据WHO和世界银行研究人员估计，在提高税收的情况下，价格每上涨10%，将会促使4200万人戒烟，减少1000万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死亡人数（其中900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措施不仅能降低卷烟消费以及与烟草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而且能增加政府的烟草税收收入。

直到今天，只有极少数的非洲国家已经采取或准备采取综合性的烟草控制政策。马里和南非采取了严格的烟草控制立法来保护其居民免受烟草消费危害，一些国家在引入综合性的烟草控制政策、立法和规章制度上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下面是马里和南非烟草控制立法情况的简要总结。

马里烟草控制立法包括：禁止在电影、广播、电视节目上播放烟草制品广告，禁止烟草促销，在烟草制品包装上增加健康警示语，披露烟草成分，禁止在机场、教育机构、政府建筑、医疗机构、公共交通场所、工作场所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吸烟。

1999年7月，两个跨国烟草公司在Bamako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卷烟免费派送活动，小孩也在派送范围内。这一活动违反了马里关于烟草禁止促销的相关法律规定。SOS TABAGISME，一个马里非政府控烟组织通过法院获得了禁令，成功阻止了这次促销活动。

2000年10月，南非通过了一个强力的烟草控制法案，并于当月生效。新法案包括：将卷烟的最大焦油和尼古丁含量分别限制在12毫克和1.2毫克；开展公共场所禁烟，包括餐馆、客轮、旅客列车、工作场所、机场、宾馆宿舍、销售酒精饮料以及提供消遣娱乐的场所；禁止在零售商店设立专门的烟草制品销售点；禁止烟草赞助活动以及促销与广告活动。此外，南非在1998年财政年度将烟草税收提高了29%，这意味着每包卷烟的零售价格上涨了50%（资料来源：http：//www.tobacco-facts.net/tobacco-policy）。

在此也介绍一下美国的烟草预防控制情况和成效。在美国，随着烟草使用人数不断攀升，许多市民要求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权力介入或政策来控制社区居民的烟草消费。联邦政府为了回应市民的这一诉求创建了一些标准，同时采取积极行动来评估和消除烟草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些标准包括：购买烟草产品时需要出示年龄证明，限制每一次的购买数量，控制烟草广告和商标设计样式，以及其他与烟草控制消费相关的法案规定事项（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012）。为了更透彻地了解美国烟草控制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下列问题：

一是在创建规范和协助市民避免烟草消费行为影响的烟草控制标准和行为方针过程中，FDA都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二是在控制卷烟销售过程中，美国的哪些标准和行为方针得到了贯彻执行？

三是这些标准是否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还存在哪些矛盾和冲突？

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两个主要方面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美国烟草控制标准与政策措施，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影响烟草控制和预防的主要因素

许多与烟草消费相关的因素都影响了美国烟草控制标准和行为方针的创建，其中一些主要因素不仅与烟草消费的健康影响有关，而且与环境健康相关。

吸烟几乎会对人体所有器官产生潜在的健康危害，引发许多疾病，还会导致身体处于更不健康的状态［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2012］。CDC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有接近44.3万人死于与烟草消费有关的疾病。CDC指出，因烟致死的人数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因艾滋病、非法用药、醉酒、机动车事故、自杀和谋杀死亡人数的总和（CDC, 2012）。尼古丁是烟草中的主要有害成分，具有高度的致瘾性，其致瘾剂量几乎与一些毒品如海洛因和可卡因相当（NCI, 2011）。缅因州健康与社会服务部（DHIS）提供的资料表明，烟草消费行为会对年轻人尤其是十来岁的青少年的生活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在调查中，有一半左右的吸烟者承认他们从十多岁就开始抽烟。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年轻人只要每天抽几支烟就有可能上瘾（缅因州DHIS, 2008）。在政府制订烟草预防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时，这些健康因素考虑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除了控烟组织，全球顶级烟草制造商美国菲莫公司也赞同许多医学和科学研究的结论，即烟草消费对健康是极其有害的。在菲莫公司的网站上，他们也指出公司的产品存在致瘾性和健康危害性，甚至专门设有网页指导那些希望戒烟的人。

烟草消费不仅对社会的健康造成威胁，而且也对生活环境构成威胁，其中抽烟产生的烟气和烟头是主要的影响原因（Tobacco Free CA, 2011）。根据TFCA测算，仅烟头就占了加州废物总量的34%，每年清理烟头的费用高达740万美元。烟草消费不仅毒害土地，还污染水和空气。吸烟的时候，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被呼到空气中。在这些化学物质中，有400种对人体有毒害作用，能导致许多种疾病，例如眼睛、鼻子、喉咙过敏以及呼吸道感染和某些类型的癌症（Singapore Health Promotion Board, 2012）。一些烟草企业，例如菲莫公司，已经认识到吸烟对环境的影响，资助了保护美丽美国等组织，并为预防香烟垃圾项目提供支持等（Philip Morris USA, 2012）。

前面的分析表明，烟草消费在许多方面都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Tobacco Free CA, 2011）。人们发现，烟草消费不仅影响吸烟者自身，还对周围的人尤其是小孩和青少年造成伤害。烟草消费的污染问题已经受到多方关注。

烟草行业的标准与规范

鉴于烟草消费对人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为了控制烟草消费，许多政策方针和标准已经开始执行。在烟草消费控制上做出巨大努力的一个特殊组织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2009年6月22日，美国《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案》成为法律，并且授权FDA全权负责烟草行业三个方面的规范工作：生产、分销和市场推广。

该法案通过后，烟草行业的市场推广受到极大的影响。FDA在多个方面规范了烟草市场推广，包括限制烟草制品的色彩与设计以及视频和音频广告（FDA, 2012），从此，烟草制品包装盒上都用大字体标出与吸烟健康风险相关的警示语。该法案对烟草市场推广的另一项限制就是禁止在所有的体育和娱乐活动中发布烟草制品广告（FDA, 2012）。

自从烟草控制法令生效以来，FDA在烟草制品生产管理中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例如，烟草公司现在必须提供有关烟草使用的健康影响、心理影响以及毒性影响研究（FDA, 2012）。这还只是开始，FDA不仅有权要求确定烟草制品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标准，而且有权要求烟草公司提供所有烟草制品的成分构成（FDA, 2012）。现在，烟草公司的烟草产品产量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通过自动售货机以及其他自助设施销售烟草产品，并被永久禁止向任何人发放免费的样品烟。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强化烟草控制是必需的，但也有人认为政府根本就不该对烟草行业实行管制。

烟草预防的影响

如上文所说，关于烟草预防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这些法律对加强烟草控制是必要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有的人却认为恰恰相反，这完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和时间。2009年6月22日通过的《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案》授权FDA管控所有烟草制品的生产、分销和市场推广（FDA, 2012）。2009年9月22日，FDA禁止一切果味香烟销售，以保护小孩和青少年因好奇而消费（G. Harris, 2009）。在FDA宣布这一决定的同时，冯富针博士指出，“许多小孩和成年人成为烟民，都是从抽果味香烟开始的”。

烟草预防控制带来的影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话题。一些企业，例如菲莫公司和无烟烟草公司开展了资助社区开展诸如环境、教育以及促进青年远离香烟的活动（USSTC, 2012）。进一步限制烟草消费的后果之一就是烟草公司会减少对这些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菲莫公司和无烟烟草公司指出，他们虽然也反对青少年吸烟，但觉得以禁止果味烟草的方式来预防小孩和青少年吸烟是错误的（Altria Group Inc.，2012）。

一些人赞同、支持烟草控制法案，认为这些规范为社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但与支持者相反，反对这一法案的人认为这些规定对烟草企业来讲是不公平的。我们在分析文献时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要求参与者回答如果看见烟草制品包装上的健康警示语，是否能够预防和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调查问卷被分发给环境科学班上随机抽取的24个学生，通过E-mail进行问答。该调查的目的仅仅在于了解样本大学生里面有多少人不仅了解烟草预防的情况而且受到了它的影响，所以并没有通过增加样本人数以及限定在特殊人群内等方式来提高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75%（18人）的应答者表示他们看到了烟草制品包装上的健康警示语，16.7%的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剩下的8.3%表示不能确定是否看见过警示语。

第二个问题是询问参与者，这些健康警示语是否有助于预防他们的烟草消费。令人震惊的是，只有一半的人认为警示语有效，其他人要么觉得没有作用，要么不确定。

很明显，烟草消费对人体是危险的，对健康是有危害的。CDC和FDA等组织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预防卷烟消费。与这些反烟组织不同，烟草企业正采取新的措施来应对烟草控制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菲莫公司和无烟烟草公司采取了捐助基金、向社区派出志愿者等行动以消除烟草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经生效的这些规定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看到了相关的烟草控制标准并因此受到了影响（资料来源http：//tobaccoprevention101.weebly.com/tobacco-prevention-a-review-of -the-literatur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