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牧区乡村振兴的特殊困境

甘肃省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导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特殊困难。

甘肃省牧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发挥着重要的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服务功能，但整体海拔高、冬季时间长、地形复杂，部分地区洪涝地质灾害频繁，人类生存环境极端严酷，部分地区甚至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牧区自然景观优美，矿产资源、水资源丰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生态脆弱，自我恢复能力差，一旦破坏很难修复。

受自然条件、文化观念和农牧民知识水平综合影响，牧区乡村的农牧业仍处于粗放传统的初级发展阶段，以家庭为单元经营，主要通过生产销售原始农畜产品、食用菌、药材维持生计，规模小、层次低、效益差、产业链短，缺乏规模效益优势，且超载放牧、冬虫夏草采掘等活动会对生态造成威胁。水电、矿业开发多为大型企业主导，不可避免占用农牧民房屋土地，容易在拆迁、补偿、安置等环节产生社会矛盾，形成不稳定因素，建设过程和建成后会对周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对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作用也有限。乡村旅游仅在旅游景区和交通干道沿线开展餐饮、住宿、交通服务等低层次经营活动，服务质量不高，且多租售给外地人经营，本地人收益有限。

甘肃省牧区乡村地广人稀，人口密度约6.2人/km2，单个行政村平均面积约150km2，主要散布于河谷台地或高山半高山地区，许多村庄交通不便。部分位于偏远地区或高山半高山的乡村，交通、饮水、垃圾污水处理、用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工程难度高，使用效率低，且受气候和地质灾害影响后期维护成本也很大。同时，牧区经济普遍欠发达，财力有限，仅靠中央或外地援建扶持，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仍然巨大。因此牧区乡村地区在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发展缓慢，部分乡村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通讯难等问题。

甘肃省牧区每个乡镇所服务的区域面积平均为1168km2左右，且城镇总体发育程度低，大部分镇区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功能不完善，缺乏产业支撑，就业空间和容量有限，因此对乡村辐射带动能力非常有限。县城（市区）是全县（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聚集地，也是外来游客和投资经商的核心区域，城市服务功能较为完善。但由于地域广袤，大部分乡村距县城路途遥远，交通工具不发达，耗费时间且成本较高，导致城市服务影响范围有限。(www.xing528.com)

甘肃省牧区许多地区仍保留着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受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影响，长期以来交通相对闭塞，文化较为封闭。牧区乡村社会形态仍比较完整，通常祖孙三代都在乡村居住，家族观念厚重，多从事农牧业，远赴外地打工者较少。特别是在甘南牧区，寺庙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对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影响深远。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也具备文化教育、医疗服务、化解矛盾等功能。甘南牧区乡村一般围绕寺庙分布，而寺庙会固定服务几个乡村，形成长期的供养与祝福关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封闭性。藏传佛教僧侣在牧区广受尊重，拥有较高修行水平的僧侣拥有更重要的话语权，其认知与行为会对牧区的和谐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在政府公共服务相对缺位或供给不足的乡村地区，传统宗教文化仍然对居民产生很大作用与影响。随着牧区乡村物质条件改善、交通日益便捷、现代信息通讯和网络传媒全面普及，外来文化一方面会对藏族传统的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建筑、服饰、歌舞等造成冲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牧区封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不断学习吸收现代文明，更新传统思想观念、促进社会开放，为乡村发展提供文化原动力。

甘肃省牧区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普遍缺乏创业增收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市场经济意识落后，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仍未根本改变。2017年甘肃省牧区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6900多元，呈现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特征。在自然条件限制、传统文化影响、自身素质偏低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牧区贫困人口数量多、分布广、程度深，脱贫难度高，返贫压力大。

牧区行政人员数量少，知识文化水平有限，存在行政效率不高、结合牧区实际进行政策创新能力不够、政策实施推广力度不足等问题。牧区各类社会组织发育严重滞后，许多社会服务还需要政府“大包大揽”承担，挤占了本已紧张的行政资源。而牧区行政管理技术手段较为落后，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整合不够，导致政府管治能力有限，存在管理服务盲区，对广大乡村突发性社会问题及时发现和防控能力不足，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