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贸关系战略调整的因素

增加出口、带动就业是现实诱因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国家出口倍增计划（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NEI），以2009年美国出口规模为基础，通过五年时间实现美国出口翻番目标，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该计划实施四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美国经济中增加的一些就业岗位就是来自“出口驱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资料显示，贸易为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就业机会。2012年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比2009年增长了39%以上，额外创造了1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2012年，每10亿美元的美国货物出口支持了约5400个就业岗位，每10亿美元的美国服务出口支持约4000个就业岗位；由美国货物出口支持的就业所获工资要比全国平均工资高出13%～18%。以贸易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并在2014年底实现出口翻番目标，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重点。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开展TTIP谈判显然是一个契机。

欧盟也有同样的想法。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国家普遍推行以“减赤”“减债”为主要目标的财政紧缩政策，客观上抑制了经济增长。经济不景气严重影响了欧洲贸易增长，令欧盟在世界贸易中份额下降。2012年，欧盟27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2.6%，比2011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2.4%，下降了1.5个百分点。目前，欧洲国家主要目标是，既要尽快度过债务危机难关，又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关于深化美欧经贸关系的讨论，向正在积极寻求与美国深化合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欧洲人创造了机遇。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希望借助与美国贸易谈判，为经济复苏注入活力，用更积极的贸易政策来提升欧洲长期竞争力。因此，欧盟对TTIP谈判表现出了更大的渴望。

总之，美国和欧盟都在努力促进经济复苏，加强经贸合作成为美国和欧盟的共同选择。欧美双方相信，签署TTIP有助于重振经济信心，扩大大西洋两岸贸易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2 为美国与欧盟带来巨大自由化福利效应

美欧贸易关系是世界最大贸易关系。一个综合性、有雄心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将为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持续增加的经济福利。美欧贸易自由化的最大收益不是来自出口，而是来自取消非关税壁垒，带来的监管融合收益将更明显。美欧TTIP全部潜在收益中的80%，将来自减少由官僚机构和监管程序造成的成本浪费，其余则来自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政府采购。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减少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壁垒》报告认为，TTIP一旦充分实施，可以每年为欧盟带来1190亿欧元、为美国带950亿欧元的经济利益，意味着欧盟每四口之家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增加545欧元，美国家庭每年增收854美元。美欧贸易自由化还将对全球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增加GDP近1000亿欧元。而欧美贸易增长，连同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贸易增长，将使欧盟和美国出口额分别增长6%和8%，相当于欧盟和美国各自增加了2200亿欧元和2400亿欧元的商品和服务销售。

3 保证美欧在全球规则中的主导地位(www.xing528.com)

多哈回合自2001年启动已有12年了。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成员，与以巴西、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一直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关键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原定三年完成谈判一再陷入僵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陷入停滞。多哈回合受阻，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话语权增强，使美国希望通过主导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获得更多贸易利益的目标变得难以实现，于是美国采取了聚焦部分关键领域谋求“重点突破”的策略。一方面，美国呼吁在多哈回合中“纠正不平衡”，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责任，新兴经济体应在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中作出更多让步。另一方面，在多边领域推动美国关注的议题取得进展，这些议题包括与选定若干WTO成员开展新的诸边服务贸易谈判，寻求扩大1996年《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所覆盖产品范围等。

欧洲也有自己想法。近几年来，欧盟贸易政策强调其外贸政策要与“欧洲2020战略”相衔接，通过开放和互惠贸易政策推动欧盟经济实现“智慧型、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欧盟先后与韩国、新加坡、哥伦比亚、秘鲁及中美洲签订了FTA，与加拿大谈判进展顺利，与印度、南方共同市场、南美自由贸易协定磋商也在进行中。面对由美国主导TPP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以及日本在TPP问题上逐步向美国靠拢，欧盟受到了很大压力，促使欧盟加快向美国接近。欧盟在2013年2月13日宣布与美国展开TTIP谈判后，3月25日又宣布与日本启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欧盟意欲在日本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先与美国缔结协定，这将有利于保证美国与欧盟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的领导地位。

4 有助于深化美欧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与欧盟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不仅有经济目的，也必然有其政治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贸易体系基本由美国与欧盟主导，无论是多边还是区域，美国与欧盟都走在了前面。但是，这种全球治理格局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日益受到了挑战。美国与欧盟有着传统的盟友关系。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美国政策重心也逐渐东移，而欧盟则更加关注内部事务，因此跨大西洋关系存在着逐渐疏远的风险。欧盟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解读为美国将美欧战略关系降级了，这是欧洲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然而，当美国与欧盟宣布启动TTIP谈判时，实际上是明确否定了欧洲不再重要的说法。

对美国与欧盟而言，已有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太过笼统和局限了，双方需要创立新的合作模式。TTIP谈判可以重新加强和构筑美欧战略同盟关系。TTIP协定实施可促进双方物流、人流和资金流，将美欧之间以军事领域为中心的同盟关系扩大到包含经济部门的多元领域战略同盟。借助于TTIP谈判，美欧可以联手将美欧自由贸易区打造成为全球贸易规范的基准，增强与新兴经济体抗衡的力量。在应对新兴经济体挑战中，美国与欧盟都需要对方强有力伙伴的支持。跨大西洋关系重新焕发生机，是美国与欧盟实力下降产生的内在需求，也是西方世界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总之，商签TTIP是美国和欧盟寻求创造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新机遇的战略举措，既反映了世界经贸格局深层次变化，也凸显了美欧主动性战略调整，背后体现了在争夺世界贸易规则制订主导权、维护欧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领导地位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