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

第一，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新趋势、新标准和新规则认识不足。对正在推进中的多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是（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等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内容及相关具体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对中国现有规则、具体做法及相关体制机制与国际新标准、新规则的差距认识也不够，对吸收和引入这些新标准、新规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缺乏评估。

第二，经济开放水平仍然较低。加入WTO以后，中国认真履行承诺，但在一些领域还保留了较多的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较为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限制严格，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电信业、邮政快递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等。目前，世界上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上述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的限制。在这些领域，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质性开放。

第三，标准与国际新规则差距较大。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目前，中国签署了1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3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在投资协定方面，中国已与1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30个双边投资协定，但其中只有小部分规定了国民待遇，而且中国主要遵从准入后国民待遇。在中美BIT谈判上，投资准入、公平竞争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外汇资金转移、劳工规则、金融服务、业绩要求、税收、法律法规透明度和环境条款等领域。中国目前签署的FTA和BIT大多属于标准较低的自由贸易协定。(www.xing528.com)

第四，未能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相对固定、较为系统的公共外交理论。受现有机构设置和工作分工限制，中国公共外交战略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对象都不明确，缺乏专门的公共外交领导和协调机构，未真正形成中央牵头、统一规划、多方合作、高效运转、良性互动局面。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机构不发达，人才队伍也明显不能适应公共外交长期发展的需要。理论研究人员缺乏，并且散落在各职能部门及学校和研究机构，没有形成合力。因此，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进而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上述问题对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而且不利于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国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利于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