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构建和变量解释的介绍

1.资本错配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首先考察资本错配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强度的影响，根据研究目标将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下标t、f、j、i分别表示年份、省份、行业、企业；isexport（export）为本章的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强度）；misk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行业的资本错配；firctrl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regctrl为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year、reg、ind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ε是随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回归分析中，若被解释变量是出口决策（isexport），其取值为0或1的二元离散变量。为准确估计资本错配对出口决策发生概率的影响，本章会选择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2.资本错配对企业出口扭曲的影响

在考察完资本错配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强度的影响以后，接下来重点分析资本错配对企业出口扭曲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exportdist为本章的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出口扭曲程度；misk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行业的资本错配；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前述相同。

3.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决策（isexport）、企业出口强度（export）、企业出口扭曲程度（ex_portdist）。

第一，企业出口决策与出口强度变量的衡量。企业出口决策代表企业是否有出口行为，如果存在出口行为则isexport为1，反之为0。企业出口强度用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衡量。

第二，企业出口扭曲程度的衡量。许多权威研究（Melitz，2003；Bernard，et al，2003；Aw，et al，2011；Eaton，et al，2011）均得出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自行选择出口的推论。近期的文献也说明了出口企业具有高生产率的事实。Eliasson等（2012）发现未来出口商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的生产率高于非进入企业，表明出口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继续扩大。结果的启示是，学习出口是可行的，但通过出口来学习却不可行。Le和Valadkhani（2014）使用澳大利亚的543家中小企业制造业的数据，发现在相同行业和相同规模的企业中，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效率水平更高，提高企业效率是在全球出口市场取得成功的有效途径。Moral-Pajares等（2015）分析了2012年欧洲南部橄榄油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证实出口公司比非出口公司更有效率。基于Melitz（2003）构建的产业内贸易如何影响行业总体生产率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内销，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随着出口市场的开放而被逐出市场，据此可以得到“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要高于内销企业”的推论。基于此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把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的企业定义为“出口扭曲”企业，并且将出口扭曲程度具体度量为出口企业对行业平均TFP的偏离度，值越高说明出口扭曲越严重：(www.xing528.com)

（2）核心解释变量：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本错配（misk）。有关资本错配的度量，主要依据Hsieh和Klenow（2009）发展起来的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

如果不存在资本错配，那么行业内不同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产品应该相等，均等于市场出清时的资本成本值。但是，在现实中，不同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资本扭曲。例如，金融市场摩擦（Buera，et al，2011）、金融可及性（Kalemli-Ozcan，et al，2012）、银行系统运作失常（Ziebarth，2012）、信贷市场的所有制歧视（鄢萍，2012）等，都会扭曲企业的资本成本，造成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对某企业来说，资本扭曲对其有正向的影响也有负向的影响：如果由于信贷歧视，该企业需要以高于市场出清时的资本成本获得贷款，那么它可能会较少地使用资本，该企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和资本扭曲就偏高；相反，如果该企业受到政策支持，能够以低于市场出清时的资本使用成本得到资本，或者得到政府补贴，那么它就可能较多地使用资本，从而降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该企业的资本扭曲就偏低。其他要素的扭曲与资本要素的扭曲类似，不再进行表述。假设企业的资本绝对扭曲为τksi，则根据Hsieh和Klenow（2009）的经典文献，得出：

参考Hsieh和Klenow（2009）的研究，把行业的资本错配定义为：

其经济学意义是，行业的资本错配指行业内企业的资本扭曲的离散程度；可以看成资本扭曲离散程度的权重。

在具体求解过程中，使用Ackerberg等（2015）（ACF方法）进行估计，基于OP和LP方法发展的ACF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内生性和共线性问题，而且不会带来样本量的损失。对于产品替代弹性σ以及资本价格R的校准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研究，令σ=3，R=0.10。

（3）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 size），使用企业总产值的对数表示；所有制性质（soe），使用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表示；杠杆率（leverage），使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代表；资本密集度（capinten），以固定资产合计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存货密集度（invinten），以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度量；企业资产收益率（roa），以利润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企业年龄（ln age）使用企业建立时间并取对数表示。

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工业化程度（industry），使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ln pgdp），使用地区人均GDP并取自然对数衡量；金融发展（fin），以年末贷款余额占GDP的比值来表示；政府行为（gov），使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地区开放程度（open），利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外资直接投资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交通便利度（traffic），使用地区公路和铁路里程与地区面积的比值代表。

（4）中介变量。为了实现出口经济增长，政府可以通过实行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补贴、税负等政策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我们主要选择政府补贴和企业税负两个方面来研究行业的资本错配对企业出口行为的中介效应。根据施炳展等（2013）的研究，政府补贴（subsidy）变量使用企业是否有补贴收入来衡量；企业税负（tax）变量使用所得税与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来衡量。表1给出了本章研究中涉及的企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