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数量与质量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约束机制

FDI数量、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但是东部、中部、西部城市的门槛值并不相同，且其影响程度各异，到底是城市的哪些自身条件约束了FDI数量与质量发挥作用成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本章根据计量模型（2）、（3）、（4）进行人均GDP、基础设施以及国民素质的门槛效应实证检验，以探求FDI数量与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约束机制，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FDI数量与质量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约束机制的实证结果

续表

注：括号内表示t（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www.xing528.com)

限于篇幅，本章未单独列出人均GDP、基础设施以及国民素质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结合表5结果发现，对于人均GDP变量，在未达到69268门槛值的情况下，盲目地大量引进FDI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向影响。人均GDP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若城市人均GDP较小，则说明此时FDI的引进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技术溢出效应。由于外商企业的逐利行为，大量非耐心资本的引进带来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滑。外商企业追求某个行业的利润最大化，诱导人均GDP低于门槛值的城市进行招商引资，采用与自身要素禀赋相背离的产业结构发展政策使得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一旦人均GDP越过门槛值，金融市场会对FDI进行选择性行为，从而稳定金融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人均GDP未越过114029门槛值时，FDI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系数为0.0002，越过门槛值时影响系数为0.0013，二者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说明若城市一开始就注重FDI质量，则无论人均GDP是否越过门槛值，FDI质量都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对于基础设施变量，无论其是否越过门槛值，FDI数量都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追求的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等，基础设施并不会对FDI数量产生质变性影响。本着资本的投机行为，大量的非耐心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的完备与否产生的成本效应被高利润的资本投机所补偿。无论城市的基础设施体系发展如何完善，若盲目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容易导致产业与城市自身要素禀赋不匹配从而违背比较优势，FDI数量必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制约。然而，从FDI质量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则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当城市基础设施未达到14.36时，FDI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系数为0.0001；越过19.64门槛值时，其影响系数增加为0.0013。城市基础设施对FDI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一定的助推作用，基础设施的提高使得城市能更好地吸收FDI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增加本地化效应。

对于国民素质变量，其对FDI数量与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也存在约束效应。从FDI数量维度出发，在国民素质未达到317门槛值时，FDI数量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向影响，越过门槛值后则产生积极影响。从FDI质量维度出发，当越过189.43门槛值时，FDI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系数为0.0017，大于未越过门槛时的0.0002。国民素质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城市国民素质的提高说明其对外商投资更具有包容性，对FDI数量与质量的引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增加了FDI本地化效应，使得FDI的技术溢出惠及本土企业。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也需要本土土壤进行消化，这样才能带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不同文化层次的对接并不能带来面对面交流的溢出效应，只有在国民素质提高到一定水平，达到能接受外资所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文化层次时，才能产生有效的FDI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