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数量与质量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FDI数量对各重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检验结果呈现于表1，基于第（1）列发现在全样本的固定效应分析中，FDI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显著负相关，且政府干预度、金融支持和地方政府竞争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第（2）列至第（4）列为分地区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城市在1%的显著水平上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而中部和西部城市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的城市吸引的FDI数量越多，从而导致增长质量普遍不高的中西部城市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鉴于此，考虑内生性问题对FDI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SYS-GMM估计，第（5）列全样本分析发现FDI数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力稍有减弱，从-2.9735减少到-2.1246，这说明FDI数量的引进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盲目地大量引进FDI，并没有促进外商企业的本地化，FDI的短期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对地区异质性的分析中[第（6）列至第（8）列]，东部城市的FDI引进数量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城市中却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不同地区的城市由于自身的发展条件不同，FDI引进数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本地化制约条件。

基于控制变量的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中部城市表现得最为突出，而由于东部城市的市场体系发展较为完善，其调节作用则不显著。从金融支持的视角来看，在东部城市中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相关性，说明在金融市场较为完备的东部城市，政府的金融支持并没有促进FDI的本地化市场效应，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各城市为了引进外资形成“逐底竞争”带来的经济增长质量损失在东部城市表现明显，而中西部城市并不显著。因此，无论从FDI数量的引进还是地方政府的异质性行为来看，不同城市FDI的数量引进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各异，说明城市的内生发展能力不同对FDI数量的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

表1　FDI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结果

注：括号内表示t（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FDI数量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在FDI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中，直接采用SYS-GMM进行估计，结果呈现于表2。AR（2）和Sargan检验值表明系统广义矩估计有效。全样本分析结果显示：FDI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FDI质量的提升增加了耐心资本的存在比例，使得FDI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地促进了外商企业本地化。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城市的影响效应最大，达到0.0326，而中西部城市的影响均很小，说明不同城市的内生发展水平影响FDI质量的吸收。(www.xing528.com)

地方政府行为的异质化影响了FDI质量的吸收对不同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异质性作用。基于政府干预度的视角出发，东部城市是负向相关但不显著，中部城市是显著正相关，西部城市则极其显著且调节作用最大。这说明由于政府干预度的不同，FDI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非线性效应。在金融支持的实证分析中，西部城市影响最大，达到2.1069；而东部城市影响最小，为0.4456。这说明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不同使得FDI质量的吸纳存在门槛效应。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来看，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西部城市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不同城市的政府竞争对FDI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调节作用也存在非线性效应。因此，无论从FDI质量自身出发，还是从城市的内生发展能力不同出发，FDI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均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

表2　FDI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结果

注：括号内表示t（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