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详解

1.被解释变量。以2000—2017年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2000—2014年的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7》，该书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六个维度出发构建指数对37个重点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重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温州、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银川、西宁和乌鲁木齐。对于2015—2017年的数据，我们以同样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补齐质量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FDI数量与质量是本章的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前者，由于FDI引进的直接表现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因此用各城市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表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当年的汇率转化为相应的人民币核算。对于后者，Kumar（2002）曾指出，外资质量的内涵是能够反映与外资技术溢出效果相关的外资技术水平、技术管理实力以及对东道国技术转移的意愿等能力属性指标。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单位外商投资合同项目资本越大，说明外商引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越多；同时单位合同项目的外商投资越大，资本退出的成本较高，这样就可以增加耐心资本而减少非耐心资本的投机行为，增强了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本地化。因此，借鉴Kumar（2002）和随洪光等（2017）的研究，用各市外资实际投资额/当年合同项目数作为FDI质量的衡量指标。

3.门槛变量。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基础设施以及国民素质四个变量作为门槛变量。基础设施能够改善信息传播的闭塞，增加面对面交流，增强知识溢出的外部性。为了减少基础设施与FDI间的关联性，选取人均道路面积表示基础设施的衡量指标。国民素质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以及接纳外商投资的开放度，选取每百人图书馆藏书数量作为衡量城市国民素质的指标。(www.xing528.com)

4.控制变量。以政府干预度、金融支持、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地方政府的异质性行为必将影响FDI的引进和当地经济增长质量。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力较强，因而选取城市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干预度的指标。对于金融支持指标，选取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借鉴张军（2005）的做法，用城市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的指标。

本章研究时间阶段为2000年到2017年，以37个重点城市为单元的18年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7》《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CEIC数据库等，少量缺失数据由各市统计年鉴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