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对FDI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约束机制

既有文献对FDI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可区分为FDI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在我国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的背景下，早期研究大多聚焦于如何增加FDI数量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很多文献对FDI引进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市场规模、市场相似度、劳动力成本、贸易自由度、基础设施、文化差异等。张长春（2002）通过地区异质性探索引进FDI总量大小的原因，发现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家人口规模、GDP总量、城市化水平、盈利机会和偿还外债能力。刘琳等（2015）亦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工资水平、交通设施完善程度与外资本地化程度高度正相关。而随着我国FDI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引进优质外资受到各界广泛关注。针对此问题，一些文献从城镇化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城镇化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越能吸引到高质量的FDI。更为关键的是高人力资本存量是吸收FDI知识溢出的必要条件。

根据以上研究，本章选取人均GDP、基础设施和国民素质作为FDI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约束机制，并以此考察FDI数量、质量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途径。

已有研究以市场规模为切入点，发现市场规模越大，引进FDI数量就越大。张长春（2002）对影响FDI数量相关因素的作用大小进行排序，显示市场规模是FDI数量增加的首要条件。同时，一国人均GDP增长率对外商跨国并购活动有促进作用，且中国双向FDI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联，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然而，我国实际使用FDI的年际变化受制于现实的市场规模。卢孔标（2004）运用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利用外资的能力进行比较，指出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不断提高；潜力指数测算结果却表明我国在人均GDP等指标上与排在前列的东盟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致使中国利用外资的潜力受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对各地区FDI的绩效和潜力也存在巨大差距。鉴于此，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说1。

假说1：人均GDP对FDI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约束机制。

由于追逐市场份额以及减少运输成本的需要，外资企业倾向于在需求市场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外商投资的便利化，加强与外商企业的面对面交流，促进产业的上下游集聚，从而减少外商企业获得中间产品的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一国（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致使企业效率低下。出于投资收益、周期和风险的考虑，规模越大的外资企业越倾向于投资基础设施质量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质量的基础设施能够甄别不同实力的FDI，避免低质量FDI的“搭便车”行为。而基础设施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吸引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对FDI的流入具有更加显著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由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型增长，作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提高FDI质量，必须重视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成为FDI质量的甄选因子之一。鉴于此，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说2。(www.xing528.com)

假说2：基础设施对FDI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约束机制。

国民素质代表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内涵，多元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提高文化素质，融合外来文化。国民素质越高，说明对FDI的包容性越强，外商企业在本地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国民素质的提高产生了FDI本地化的文化土壤，不同层次的劳动者交流很难产生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只有相同层次的劳动者集聚才能形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路径。FDI引进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够降低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的成本。然而，FDI带来的先进技术水平转移并不是绝对的，它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差异，如果二者技术水平差距悬殊，那么发达国家就只会给发展中国家输出落后和过时的技术。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技术的引进不断提高，FDI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到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力资本水平迫使发达国家转移更高水平的产业以保持先进性。因此，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FDI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刘渝琳等（2007）也指出，高人力资本可以吸收更高质量或高水平的FDI，并有利于改善我国面临的“污染避难所”现象。鉴于此，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说3。

假说3：国民素质对FDI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