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创新投入的关系探讨

创新投入是企业创新的必要前提。广义的创新投入可以包含R&D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等与企业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相关的各种形式的投入。而最主要的部分，是不断注入的用于创新的资金。这部分资金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为企业资金；二为政府资金，以补贴或投资的形式存在；三为非政府其他资金，主要以投资的形式存在。在本小节中，我们主要讨论前两种形式的创新投入。

关于腐败，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腐败有效论和腐败有害论。Leff（1964）是腐败有效论最早的支持者，其认为腐败有助于企业绕开政府复杂的审批程序与门槛，提高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后来理论发展中较为权威的例如“排队模型”（Liu，1985）和“拍卖模型”（Back，et al，1986）理论。“排队模型”是指一些个体通过行贿的方式插队来节省其时间成本，即腐败通过节约具有最高时间价值排队者的时间而提高了效率。“拍卖模型”认为提供最高贿赂金额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较高效率，即腐败将工程拍卖给最有效率的公司，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创新投入，腐败有效论是否同样适用呢？首先，创新投入可源于例如补贴、投资等形式的政府资金的投入，企业皆可以通过寻租腐败来增大获得这些政府资金投入的可能，从而提高创新投入。其次，创新活动在企业运营中属于风险战略，即使存在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尚有大量研发失败的例子。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创新产品的复制成本极低，因而企业愿意通过腐败寻租来获取政府更有力、更严格的产权保护，从而保障了企业的超额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为创新投入带来正向带动效应。再次，腐败可以帮助企业打通更多融资渠道，减小融资壁垒，获得更多贷款或资金来源，从而使创新投入水平有更多提升。

与之对立的腐败有害论对以上观点中的一些假设和结论提出了质疑。Tanzi（1998）认为，在市场上给予最高价格的行贿者不一定具备最优效率，但一定对腐败存有极强的忍耐值或寻租能力。Lui（1996）认为，由于腐败会引导人才倾向于从事寻租活动以获取额外利润，脱离了生产活动，因而即使腐败有时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其终将对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腐败的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腐败的行为双方不能高效地在贿赂金额上达成一致，且腐败合约并不被法律所保护，机会主义行为将使效率极大下降（Bardhan，1997），加重企业负担，从而迫使企业减少创新投入；庄子银（2007）提出，更多的寻租会减少创新活动的边际生产率或者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报酬，降低企业家从事创新的激励，从而致使企业削减R&D投入；黄玖立等（2013）认为企业可以对腐败支出进行不正当竞争，从而得到更多的政府订单和国有企业订单，因而企业即使不通过大规模的创新投入，也可获得超额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作一种替代效应。若企业为避免各级政府的掠夺而被迫寻租，而腐败带给企业的效益不足以抵消腐败的支出，那么此时腐败对于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刘锦等，2014）。

综合上文来看，腐败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向、负向两种不同的影响。分析来看，关于腐败有效论的判断大多建立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假设条件之下，腐败则成为其中的润滑剂，为创新投入的直接或间接来源提供更好的渠道。而无效论则更加强调由于腐败是一种非生产行为，也不受法律保护，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会加重企业负担，对创新投入产生替代或挤出效应。吴一平（2010）认为市场和腐败是两种相互替代的组织经济资源的方式，由此我们进一步将市场化水平纳入考虑的范围。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竞争越自由，企业也因此拥有更多、更方便的融资选择，这有可能会稀释腐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因而我们判断，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将会影响腐败的一系列效应的强弱，从而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影响。而以上分析的不一致性隐含着腐败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考虑市场化水平的背景下，对该问题进行讨论。基于上文中的文献梳理及理论分析，我们将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说：(www.xing528.com)

假说1：在不考虑市场化水平高低的条件下，地区腐败越严重，创新投入越低。

假说2：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腐败与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处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腐败与创新投入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