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创意经济》二十年的后记

树立创意经济的世界观

1996年，当世界经合组织（OECD）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提出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并将其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时，约翰·霍金斯已经开始思考另外一个与之相通，但又不同的概念——创意经济。

200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研究小组发表了《2008创意经济报告》，这是联合国首次对创意产业全球性发展趋势做出的评估，指出：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全球兴起，它连接了经济和文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新发展范式的核心就是——创意、知识与信息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是全球化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知识经济与创意经济的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强调知识产权的作用，但不同之处是，前者试图沿用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逻辑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后者显然对此并不满意。创意经济的使命是建立起一种新经济范式，一种能够超越物质-能量范式的“视想法为资产”的经济，从而展开一幅创意经济与现代经济体系的关联图——创意经济是处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金融经济、物质经济间的一种综合经济。创意经济涉及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特别是与自身的各种想法的关系，是充满变数的过程，也将是不断演进中的一个概念。

从构思《创意经济》到写作《创意生态》再到现在这本《新创意经济》，二十年来，约翰·霍金斯不断在描述“创意经济”的概念演进，贯穿这一过程的基本主张是：常规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创意经济的现实，“它们都太过割裂，我们需要一种系统方法”。我以为他的这种方法，继承了一般认为从马克思、凡勃仑、熊彼特、马歇尔等作为先驱的演化经济学传统，在否定古典主义经济学物质-能量基础的前提下，引入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意经济与创意生态论，并以本书为契机进行了一次系统总结。

创意经济思想的一贯主张是：经济学家们在对待知识和信息上的困惑并不比别人少，特别是当经济生产与交换活动日益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今天。他们的主要障碍源于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个体和组织对于“稀缺性”资源的配置做出“理性的”决策，以追求财富最大化。霍金斯继承了前人对主流经济学“理性抉择”“均衡分析”等假设的批评，同时指出“在创意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并不稀缺”。他认为主流经济学关于“个体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很糟糕。因为“人们寻求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尽量多赚钱只是其中之一”。经济学无法解释艺术家在激情驱使下，或程序员为开放源代码而进行工作的行为，更无法解释某些人仅仅只是为乐趣而工作。

霍金斯曾颇为辛辣的嘲讽到：“当主流经济学模型都是由那些向家庭销售工业产品的公司所制定时，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了忽略种种非财务因素，但在以‘个体创意’为基础的社会中，这种习惯性的忽略就显得很荒谬”。霍金斯向我们讲述了英国“创意产业”概念出台的幕后故事，指出“产业”总脱不出大规模制造和重复生产的意象，而创意工作者却别有天地。他不断重申，英国早已开始远离那个著名的“产业名录”（十三类创意产业分类），而更加关注行动，关注那些试图独立思考并善于运用想象力的个体和组织。从关注“以产业为中心”的机构转向关注“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建立基于个体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或所从事职业的经济模式，而非基于人们所处的机构和组织。

霍金斯强调创意经济和创意生态，用以建立一种关注“关系”和“过程”的创意世界观，提示人们不要把创意产业作为一种具有某种实体感的“产业”来看，而是将其“作为整个经济创新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更精准地把握创意产业的实质。的确，关于“人们到底如何产生想法并用这些想法开展商业经营”，是动态的非平衡过程，很难用固守在牛顿物理世界观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和被其格式化过的头脑所理解。

“创意经济”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全球范围形成广泛影响。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一个人头脑中的想法和思考，通过自由表达产生的所谓“蝴蝶效应”。源自个体人的创意，可以逐渐释放巨大的经济能量，形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从“创意英国”到“创意中国”

20世纪末的1999年，约翰·霍金斯创作完成《创意经济》，并用五分之一篇幅谈论创意经济视角下知识产权问题，提出“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就是通货”。此前一年，中国国家专利局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更名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关。新的“IP”标志悄然树立在位于元大都古城墙东侧的主楼上，对面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乾隆御题石碑默默注视着时代的变迁。

这一年年底的12月18到19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整体形象战略专家研讨会”悄然举行。会议由中国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委员会受刚刚成立的北京奥申委之托组织召开。会议邀请海内外华人专家共同围绕如何向世界传达中国和北京形象进行策略研讨，特别关注到英国工党上台后，致力于以创意塑造年轻英国全球形象的努力，并受“新工党，新英国”理念启发，提出“新北京，新奥运”的申奥口号。

2003年，正从“非典风暴”中开始恢复的中国城市，迎来了一个名为“创意英国”（Think UK）的超级国家秀。这一声势浩大的国家形象工程，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等城市举行。活动内容涉及文化艺术、时尚设计、科学技术、体育传媒、教育教学、商业贸易、金融商业和环境保护等，目标群是16岁至35岁做为“创造和构建未来的重要人群”的年轻人，足见英国在跨文化传播上的深谋远虑。

作为回应，2004年5月22—2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国际科技博览会上，由中国太平洋学会北京信息空间文化经济研究院等多家社会团体联合举办了“创意中国行动大展”，发起了创意中国产业联盟，首次公开亮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口号，提出“品牌中国、体验中国、典藏中国”，提出“雅典-北京奥运周期”是人类智慧文明的一场千年盛会，让它成为向世界展现创意、人文、智慧、自然和艺术之CHINA形象的机会。

2005年7月6日，伦敦申办2012年奥运会成功，次日，北京举行了以“中国：从制造到创造”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创意产业论坛，这是国内首次举行的创意产业国际学术会议。此后，创意产业一词频繁出现，约翰·霍金斯的名字也开始为人所知。2006年12月10—15日，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举行，作为第一个以文化创意产业命名的国家级盛会，请来了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的约翰·霍金斯。

从那时开始，上海、重庆、天津、无锡、杭州、成都、南京、西安、深圳、贵阳……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留下了霍老的足迹，他热情、智慧而不乏幽默地与所到之处的政府、学界、企业、媒体和各界人士分享创意经济的想法，为中国创意经济的发展积极奔走呼唤。

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开启了中英黄金时代，在参加中英创意产业展时说：“中国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英方在创意产业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希望中英两国在这一领域加强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

作为中英创意产业交流互鉴的产物，《新创意经济》并非是对之前那本赢得全球声誉的第一版《创意经济》的修订，而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这就使本书与其他一些“二十年纪念版”有所不同。比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唐·泰普斯科特的《数据时代的经济学》。

如作者自己所言，首先他对创意经济有了新认识；其次是互联网、数字媒体及内容产业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最关键的是中国在全球创意经济中的影响比以往更为巨大。因此他将所有的新想法，尤其是上述三方面因素全部囊括在这本全新的《新创意经济》当中。

创意经济是有关“意义”的经济，而围绕“意义”开展各种生产与生活行动，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意义是认识世界的产物，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必然有不同的构建意义世界的方式，所谓理解，就是不同的意义世界之间达成共识的过程。

其中，涉及人口最多、影响最广的两大意义世界，一个是中文世界，一个是英语世界。因此，这两大世界有义务，共同承担构建人类共同意义世界的责任。可见，中英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应视作中文世界与英语世界之间的交流。

中西会通，重新定义文化创意产业

《新创意经济》将引导人们对“创意产业”概念进行更深的思考，触及创意产业经济活动中财产权利定性、确权、估值、交易等问题，这个思考路径正是由霍金斯在旧版《创意经济》一书中所开辟。二十年前，霍金斯非常睿智地从知识产权角度定义创意产业，提出“版权就是通货”命题，将对创意产业的讨论不断引向资产经营和如何“就不确定性而谈判”等领域，这是霍金斯创意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

有学者指出，霍金斯把创意产业定义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他认为，知识产权分为四大门类，即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自己翔实的法律实体和管理机构，每一种形式都有庞大的产业与之相对应，这四个门类组合成了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霍金斯对创意产业的定义试图超越“产业”含义的局限，简化英国对创意产业的原有释义，解答创意活动中艺术与科学相分离的难题。

英国政府创意产业定义是：以个体创意、技能和才华为源头并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那些产业。其英语原文如下：creative industries as：“those industries which have their origin in individual creativity，skill and talent and which have a potential for wealth and job creation through the gene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此处翻译笔者特意没有使用“源自……”，而是“以……为源头”，目的是强调原文“origin”的名词属性，突出“源头”的客体性或物质性。至于平常大家根据中文语言习惯，仍然用“源自……”倒也无妨，只是要强调这里的“源自”就是“以何为源头”的意思，创意产业的“源头”十分重要，不能轻易忽略掉。

我国台湾地区2003年公布改编自英国版的文化创意产业定义是：源自创意和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成与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潜力，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行业。这里将英国版创意产业定义中的“个体”给修正掉了，看似无妨大局，其实颇有问题：既没突出“源头”的客体性，也没彰显个体的主体性，变成非常抽象含糊的“源自创意与文化积累”。要知道“创意产业”和“非创意产业”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强调以人的主体性为本。不过，该定义加上了“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算是多了份思考，大体与今日所言“美好生活的向往”意思接近。(www.xing528.com)

此后，社会各界对创意产业的认知逐步升级。联合国《2008创意经济报告》中提出：“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兴起，它把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在宏观和微观水平上包容了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新范式而言最有影响力的事实是：创意、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全球化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至此，创意经济被视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

但是，十年过去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尚未得到回答，那就是：作为新发展范式的创意经济（产业），其所赖以存在的根本性财产权利是什么？是否只能停留在二十年前的认知：创意行为只有透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利用，才能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事实上，如果不解决创意经济的“财产权利范式”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创意经济就无法真正成为新的发展范式。

随着“信息化”进程对社会深层结构的影响，随着法学界的探索和国内外与信息权利相关的立法实践——信息，正在被确立为一种新型财产权利的客体形式，信息财产权正在成为一种被公认的财产权利。于是，在一般意义上，人类的财产权利形式，继物权、债权和我更愿意简称为“智权”的知识产权之后，出现了第四种财产权——信息财产权，笔者将以信息财产权为基础形成的权利集合统称为“信权”。

经过反复打磨，笔者目前给“信权”下的定义是：信权分狭义和广义，狭义的信权是指作为新型财产权客体形式的信息财产权；广义的信权是指基于人格权和身份权中信息、信誉、信符、信用、信任、信约、信赖等可形成利益关系的那部分权利。总之，信权是除了物权、债权和智权之外，一种具有人格权与身份权特征的新型财产权。“信权”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创意经济术语，将影响法学和经济学，并使我们重新定义创意产业，使其更适应数字化生存时代，保持对现实的解释力，特别是面对区块链社会变革的挑战。

距今120年前的1898年7月，光绪批奏设立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为主起草的章程中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原则。所谓“中学”首先是以中文书写之学，所谓“西学”根上说是西语表达之学，二者各遵本道，同归殊途。当米字旗飘入九宫格，当英语世界中的“Creative Industries”飘进中文世界变成“创意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时，对其作出基于“中文本位”的定义表述就变得十分必要。

好在“中西会通”代表人物梁启超百年前给出了“文化”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个定义与众不同处在于其中的“共业”两字。“业”乃佛家用语，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及其遗留和累积，这个遗留累积对他自己和家人、他人和整个社会能够产生浸渍和影响，“共业 ”不是“别业”的简单叠加，而是由许多“别业”综合融化而成。梁氏所谓“共业”是指整个人类的活动 。

据此，可将中文六字排列组合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源自个人心能将文化资源创意开积为新资产之有价值共业活动。这六个字可以简化组变为“文创产业”和“文化创产”，若要“一字以蔽之”，就是那个需要由这正体字书写的“產”字。顶层有“文”化牵头，内里有“生”命为根据，中间的“厂”字，若用正体书写，是“廠”，“厂”下有“敞”，虽不能望文生义为“尚文”，但本有“筑台望远”意思，颇传创意“產”业之神。

中国密码、区块链与创意经济

2008年的确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约翰·霍金斯在1998年提出的“创意经济”得到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等五个主要机构以《创意经济报告》为形式作出的回应。北京举办奥运会后，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世界。这一年的11月1日，中本聪在“密码朋克”圈子中发表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货币》的创世论文，11月5日，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而笔者则在新浪开通博客并以《2018年11月5日，创意阶级的历史时刻》一文为“时间戳”，随后，12月6日发布《中国密码带你利用金融危机》的大纲博文，提出以中国式思维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

十年前这篇博文的核心意思是：金融危机实质是金融文化的危机！走出金融危机，就要走出金融文化的危机。建立金融市场新范式，首先要建立金融文化的新范式。“中国密码”是建立金融文化新范式的思想基础、信仰基础，没有健康的“投资文化”，只能导致滥用“投资技术”（金融工具），进而危害“投资制度”。技术、制度、文化“三位一体”，文化先于制度；制度重于技术；技术促进文化。

如果说，“中本聪密码学货币”横空出世引发的金融技术革命正在催生新的金融文化，那么，“中国密码符号思维”则将为这场注定深刻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金融文化革命，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毕竟我们有专事革新文化的悠久传统。

中本聪的论文和随后比特币的成功，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其底层区块链技术的伟大意义，切深感受其对社会权利结构和经济模式的颠覆性冲击。有外国专家总结到，区块链在技术上是“公开分布式账簿的后台数据”；在商业上是“个体之间价值转移的交易网络”；在法律上是“不需要中介的交易验证系统”。对此，笔者还要加上，区块链在文化上是“中华信本位财富观念复兴的时代条件”。

因此，区块链的能力=技术+商业+法律+文化。从创意经济的视角看，区块链所具有的“点对点电子交易；不需要金融机构；加密证据而不是中心化的信用；信用存在于网络，而不是某个中心机构”等特点，预示了如下可能：“以信为本”而非“以物为本”的财产权利结构和价值交换体系成为主流；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自组织型商业机构日益普遍；信权作为新型财产权利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广泛确立。

信权财产权概念不仅将是新创意经济理论的基石，也可为由区块链革命引发的经济与社会系统重构提供“中文”本位的设计基础。比如，关于区块链中很重要的“Token”一词（计算机编程术语令牌）翻译为“代币”还是“通证”的争论。其实，不管怎么翻译，如何对其进行法学和经济学层面的建构才是根本。因此，区块链为经济和社会赋能，信权理论则为区块链“赋形”，因此，不仅仅是英文术语如何“翻译”为中文术语的问题，而是如何以中文命名，以丰富其文化内涵的问题，比如，对于“Token”，笔者提出以中文命名为“信券”。

总之，区块链是金融技术创新，更是金融制度创新，同时，也是一场具有颠覆性的金融文化创新。区块链所引发的社会创新与全球创意经济伴生发展并非偶然，乃时代精神之表现，共同宣告了一个全新的财富文明世代正在到来。在这个财富世代，中学为体的“信本位”人格化财富观与西学为用的“物本位”神格化财富观，将实现历史性的会通，正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

以上一番，无非想说明，约翰·霍金斯提出的创意经济思想，首先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态度和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创意经济不能仅被视作为现行经济中的子系统，创意经济说到底，是对经济本身所进行的创意改变或“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和意义重构，正如《创意生态——思考在这里是真正的职业》一书题记中所下的断言：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一种叫经济和一种叫创意经济。

当思考成为真正的职业

2007年在上海的一次偶然邂逅，促成我们日后和霍金斯先生成为亲密战友和同事，这也算是一种天意撮合。按照霍金斯自己的话讲：过去人们是选择在哪里生活？今天人们则要选择在哪里思考？以及和谁在一起思考？2011年在策划出版《创意生态》一书时，将该书的副标题确译为“思考在这里是真正的职业”，很多人看后都十分激动，这些鼓舞人心且极具启示性的话语在霍金斯著作中比比皆是。

2017年10月27日，约翰·霍金斯应邀访问还静悄悄的雄安新区，见证了致公党北京市委和雄安新区管委会就“雄安新区数字创意小镇（园区）概念设计协议”的签约仪式。在交谈中，霍金斯表达了对雄安新区培育创意生态的期待。2018年2月1日，习近平主席接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时提出：赋予中英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共同打造“黄金时代”增强版。本书在此背景下出版恰逢其时，显得格外有意义。

2018年四五月间，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实验室组织了“英伦铁路创意城市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墓前洒热泪之旅”，代表团一行从伦敦著名的帕丁顿车站出发，乘坐世界最古老的英国客运铁路，从位于康沃尔由废弃矿坑改建的“伊甸园计划”开始，一路穿越在古罗马时期城堡、中世纪教堂和工业革命的历史痕迹之间，感受英国工业城市的文化转型和创意再生，体会创意经济如何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

5月5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当天，我们赶到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道向马克思献花致敬。几天后，在伦敦与霍金斯会面，商讨《新创意经济》的出版事宜和他总策划的“一带一路”电视记录片《丝路宏图》。多年来，他一直希望能够对帮助中国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他时时流露的创意激情，完全让人们忘掉他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真是“创意人永远是年轻”！

霍金斯在《创意生态》中说：“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他永远不当专业作家，就应该不被教会如何写作；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他不以导演作为职业，就应该不被教会制作影像。”每当看到这段话，总使我想起另一段与之大意相近的表述：“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十分具体的描述。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愈发感到创意经济是最有意思的经济，与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通过本书的出版，希望与更多人结缘，加入创意经济的共业生态圈，共同参与推动创意型社会的形成。那个被称为“创意”的社会之所以值得向往，是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选择追寻意义、探寻美与真，并将创意本身作为生活的目的；在那里，人们生活在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发展未被认识的独特潜质，并通过开发这种潜质造福更多人；在那里，人们可以用想法赚钱，但又不以赚钱目标作为枷锁束缚自己的心灵；在那里，思考是真正的职业，想法是天赋的资产；“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约翰·霍金斯中方合伙人　苏彤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