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兴衰与自我再生：从农场到创意产业的蜕变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那些希望重返城市中心的毕业生们发现城市已经开始逐渐转型。有些城市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功效，似乎也无法再接受改变。那些与煤矿、钢铁相关的城市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比如英国北部以造船与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德国的鲁尔区、法国北部、中国北方的矿业城镇，以及举世闻名的美国锈带^[14]。

通用汽车董事长艾尔弗莱德·斯隆称，通用汽车打个喷嚏美国就感冒的说法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如果通用汽车真的遇到麻烦，那么底特律人一定会跟着倒霉。这座城市依托面粉加工、航运、工程和铜业的创新起家，因工程人才、创新企业、优质大学和充满活力的居民成为闻名美国的人才生态环境之一。此后，两大趋势发生，虽然原本受人欢迎但最终拖垮了城市。首先，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如日中天，以至底特律城市产业单一，多样性萎缩。而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售小型廉价高效节能车时，底特律并没有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汽车业从业者搬进郊外新居，将工作和生活隔离在两个不同区间。经理、工程师、工会领导和工人们的圈子越变越窄。1950—2000年间，由于人们搬到郊区，城市的人口减半。到2005年，底特律平均房价仅2.5万美元。城市中心区奄奄一息，仅在一些尚且不错的大学里还有几处热闹地方，工程师作坊残迹和著名的汽车城和电子音乐场所也还依稀可见。然而，多样性的匮乏，新颖、差异和怪诞的缺失还是蚕食了人们的想象力。

底特律逐渐跌到谷底（2011年，《经济学人》富有灵感地抛出如下标题，“底特律寓言：如此便宜，就有希望”）。城市的想象力又开始发动了。城市农场在空荡的街道上出现，底特律成为少数真正将食品业视为创意产业的城市之一。它的“创客运动”以美国开拓精神为基点，回望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并着眼当今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和3D设计工具。许多汽车工业的小型供应商开始重新定位技能，转向消费者市场，一家曾为生产线制造防护性材料的公司转行生产起自己的流行服饰。三大厂商也在学习。福特新任命的企业未来学家谢尔丽·康奈利（Sheryl Connelly）笑着承认自己不是什么“汽车人”，她还说，“我从来不关注汽车行业。福特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我在向外看。”而在底特律，向外看曾经被视为激进行为。

城市彻底崩盘的案例极少，像底特律、格拉斯哥和埃森这样的城市也都在学会如何自我再生。更为普遍的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在发展，不同的地区的受欢迎程度伴随着人们是否决定在那里居住和工作而起伏变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五阶段再生模型，许多大城市都经历过。在第一阶段，一个地区的房子变得不受欢迎，租金也会下降，如果它们一直空着，就会被遗弃；第二阶段，年轻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几乎没有钱，但需要大而简约的空间，于是搬了进来；第三阶段，新入住人口吸引来了一些文艺时尚又有趣的俱乐部、酒吧和餐馆；在随后的第四阶段，这片区域由此重获新生，房租上涨；最后是第五阶段，下一代年轻人又因为无法承担高额房租，继续流向新的区域定居发展。

这一切曾在纽约真实发生过。当时，纽约的抽象派画家搬进了Soho区的旧铸铁仓库。20世纪60年代，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伦敦诺丁山的破房子里，还有70年代圣凯瑟琳区的码头和仓库中，后者不仅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艺术家工作室聚集地，还激发了达米恩·赫斯特的冻结秀（Freeze Show）。你还能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发现类似的案例，那里有维斯宁兄弟建构主义的杰作——在红色十月的工厂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文化中心。此外，还有由原先肉类加工厂改造而成的上海最大的艺术集群1933老场坊。(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这一现象再度在伦敦出现。当时的伦敦城金融区北部有一片破旧的办公楼，这些办公楼年久失修，不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但这些建筑较高的天花板和宽阔空间却非常适合成为艺术家的集聚地，为他们布置新型时尚大画布、视频作品和各类装置提供了必要的空间。霍克顿区（Hoxton）^[15]的重生正是遵循了前文的规律模式：艺术家们起先搬到适合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设计师们和建筑师们步其后尘，紧随其后的是咖啡馆和画廊，周围变得热闹了，又有新的人搬了进来，房租上涨。

但随后，新情况接踵而至。紧随艺术家步伐的是数字公司的二次浪潮。我自己的数字流媒体公司“龙卷风”于2001年搬到了老街（Old Street），因为那里租金便宜，我们也了解到在霍克顿、肖迪奇（Shoreditch）、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克拉肯威尔（Clerkenwell）、法林顿（Farringdon）和圣卢克（St Luke）附近有理念相近的公司。一群年轻的创业公司先后搬入了那里的工作区和众创空间（Co-working Spaces），并入驻了会员俱乐部和孵化器，包括Trampery、Techhub、the Hoxton Mix和London Hackspace等公司。谷歌开设了谷歌园区作为当地初创企业的创孵平台。总部位于纽约的全体大会（General Assembly）自称是“全球校园网络”（global network of campuses），在克拉肯威尔拥有分支机构，它倚靠俄罗斯DST全球基金的资金支持，Facebook和声破天也是由这个基金支持的。

后来的事情变得不同寻常。霍克顿一带开始为大型国际企业所青睐。自17世纪以来，位于伦敦城南部几百码的堡垒地区一直是城市的金融中心，它也开始走向多样化。众多主要企业把大型交易厅和后台部门搬至东面的金丝雀码头，小公司则向西边的梅费尔区转移。金融区正在抛弃它固守的单一文化，金融公司和众多公司打成一片，与谷歌、彭博社、新闻集团、甲骨文、艾派迪^[16]和其他技术企业一道开始共同谱写新的乐章。

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北半球城市重心东移的潜在趋势。几个世纪以来，为避免城市有毒气体，富人们往上风口搬移，在北半球就意味着向西。随着下水道系统（伦敦在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完善，这一影响因素不存在了，但那时的伦敦西部地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吸引力，东部地区则破败不堪。此后，随着生活空间压力的增长，人们开始考虑重新占领东部较便宜的地区。

这些趋势是人们自发驱动的。在英国，国家和城市政府都未能及时了解事态的走向，而当它们最终了解了之后，能做的也极其有限。自2010年起，政府开始推动霍克顿周边的科技城建设，并提供资金支持，但最终落实的资金非常有限。2012年，它将奥林匹克公园建于伦敦边缘的李谷（Lee Valley），希望能为当地基础设施吸引投资，但和诸多奥林匹克公园一样，它偏远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赛后的商业化利用，长远价值堪忧。事实上，政府对城市转型升级的影响力甚微，即便拥有标准工具包似的政策和法规，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没能带来什么起色。带来这种变革的根本动力是英美两国的私营公司的进入，以及在艺术、文化、媒体和软件行业兴起的青年文化所引领的草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