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KINDS OF CULTURE
衡量城市中网络关系多样性的方法之一是观察城市的文化。对文化一词最常见的理解是艺术和美学,但此外的其他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城市的运行方式。人类学家用“文化”一词来表示认知、行为和态度的组合,一种生活方式。而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则提供了第三种解释,即一种为生长而储存营养物质的生物介质,类似某种细胞培养的环境。综合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把一个创意城市当作一种媒介,一种将艺术、美学和多种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生态系统。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伦敦市长和BOP咨询公司召开了一次关于全球城市文化的论坛。通过对包括伦敦、柏林、纽约、巴黎、圣保罗、上海、悉尼和东京等在内的12座城市进行观察和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让一座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的因素,更多的是因其文化,而非其地理位置、规模、政治权力或财富。具体体现在是否拥有杰出的博物馆、美术馆、剧院,以及知名大学和艺术、音乐及设计类院校,如伦敦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和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伦敦和巴黎各有四处世界文化遗产,两座城市排名前5的博物馆均拥有超过2 000万人的年访问量。以上是宏观层面的文化。
但光有宏伟壮观的建筑还远远不够。通常还有另一个层面,或称为组成部分,包括所有的小型场所和私人机构。BOP提出的60项衡量指标中涵盖了小剧院,新书和二手书书店,以及夜总会、餐厅、酒吧和游戏厅。巴西人热爱跳舞,在圣保罗有超过2 000家夜总会,然而东京却只有73家,但东京的餐馆和酒吧却比其他任何城市更繁荣。还有些让人意外的数据。在12座城市中,书店(包括新书和二手书书店)最多的两个城市分别是东京(1 675)和上海(1 322),而非伦敦或纽约。约翰内斯堡的二手书书店数量(943)竟然最多,着实令人诧异。
一些闻名遐迩的大型建筑,比如伦敦的南岸中心和比前者更宏伟的悉尼歌剧院,以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都刺激了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三个建筑可谓成就惊人,然而,刚开始这些建筑也是形单影只。但是,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是全新城市邻里空间的序幕和发令枪。悉尼市从岩石区到伍尔卢莫卢一带的海港区域,也是在将周边建筑及整洁一新的露天平台向公众开放后,开始繁荣起来的。毕尔巴鄂博物馆带动了内维翁河沿岸长达一英里并延伸到内城的河岸改造。(www.xing528.com)
还有更为感性第三个层面:人们对于非正式的草根、街头和游击式微型活动非常感兴趣。每一个小型活动的持续时间可能不长,但通过一系列不间断活动和体验为市场带来了无穷尽的海量信息,这可以让生产及制造商的技术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得到强化。各年龄层的人都拥有参与的意愿,但这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他们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最强。他们在网络社交、分享和推特上展现的模仿与合作能力是城市创新的重要标志。在上海,逾5万名学生在学习艺术与设计专业,在创意部门工作的年轻人更是数倍于此,他们都在不断学习、实验和创造。在全中国的65万名艺术和设计专业的学生中,很多人都希望去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四五个城市工作生活。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好奇、不知疲倦的年轻人正是推动新经济规模不断增长的生力军。
大多数城市的文化体系都是在100多年前确立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是拥有110年历史的英国泰特美术馆的分支),主要的艺术、音乐和设计学院也是如此。它们在当时是孤独的开拓者。最近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南岸中心看到的,是一种态度的改变,它体现出了“普遍性”的第一原则,以及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这些地方不仅仅吸引专业人士,也向所有想要新鲜体验的人群敞开了大门。到了晚上,作为艺术欣赏场所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变得更像是朋友间约会娱乐的地点(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一改变都能接受)。
第四种成分是商业市场。这是一个隐藏于全局的因素,因为无论是“免费”街头剧院,“免费”博物馆,还是买卖双方或用户间的商业交易,它们都需要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一座富有创造力的城市需要带有个人冒险主义的商业成功。最富创造力的城市往往也拥有数量最多的世界级企业,这些公司竞争力超群,这绝非巧合。这些公司扮演了双重角色:为了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竭尽全力参与竞争,扩大市场销售,与此同时,它们的员工和其他相关人员在接受别人的服务时,又变身为挑剔的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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