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志同道合的创意型城市

CREATIVE CITIES

城市的经济会随着对资源和客户的获取而增长，同时，这些因素又会反过来吸引大批商人来到城市进行交易，相比在小镇中的竞争对手，商人在城市中的交易成本更低。随着商人的分工专业化，他们的创新性和竞争力也变得更强。最早由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0]描述的这个过程并没有改变，但资源的性质和客户的需求却发生了变化。

我们个人知识以及获得他人知识的可能性的增加，导致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想法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变得更易理解。如果多样性程度较低，想法的数量较少，想法和想法之间的差异通常不会太大，也比较容易管理。如果多样性程度较高，而且想法的数量较多，那么每个想法都可能变得更加复杂，谁也没法掌控。网络技术的普及让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流，在增加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反过来造成了不确定和歧义，它还迫使人们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这有可能会带来压倒性的后果。为了弥补这一问题，人们需要身边有一批经过挑选并在当地能够给予帮助的核心伙伴（亲密战友）。

我们可以根据维持这些关系的能力来判断一座城市是否属于创意型城市，人口规模可以作为衡量指标之一，不过最重要指标的还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机会。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这种城市中很可能拥有更年轻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同时，来自该国其他地区或国外的移民比例也更高，学院和大学里的外籍学生比例更高，企业聘用的外籍员工更多；城市居民和游客的种族更加多元，且更具有更富融合性的文化和经验。2012年，伦敦进行的一项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了伦敦族裔群体的复杂性，认为自己属于“白种英国人”的人口比例仅为45%，这可能是该数据有史以来第一次低于50%。伦敦的某些行政区不得不同操着100种以上不同语言的学生打交道。

多样的人口、对新奇事物的欢迎和对差异性的好奇会带来很多好处。人们期待的并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盲目认同，而是对他人新见解、新观点和新认知的无限追求。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是要有多元化的文化，即尊重人们各自的历史，促进彼此间的公平对待。其次才是人们携手开创未来的努力。

创意是一项令人紧张不安的事务。提出“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概念的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曾说，“如果没有多样性，没有奇思怪想，没有差别，没有包容，城市就会消亡。城市需要的不是能赚大钱的商场和会议中心，而是别具一格、充满创意的人。”

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曾写下这样的话：在创意城市里，人们不仅接受新想法，还要努力寻找新想法。他们不断在完成自己工作与体验他人工作之间切换，在卖方和买方身份之间切换。人们在商业上都非常有创意，无论是作为创意人，还是作为买家、观众、消费者和其他人的想法的使用者，他们的兴趣可以像任何创意人一样古怪和奇特。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创意人创想无限，不论是在给与还是在接受。

当“艺术天使”开始销售屋顶之船的门票时，全年的门票在一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另一个奇葩的伦敦公司“秘密影院”（Secret Cinema）^[11]的电影票价高达30英镑，高于普通电影票价三倍，且事先不告知购买者电影名称及观影地点。我第一次光顾该影院时，被要求身着粗布吊带工作服，然后同其他观影者在尤斯顿火车站^[12]的站前广场汇合。它的电影票同样也很快几乎卖光。

这种希望参与创意过程的意愿可以通过戏剧《You Me Bum Bum Train》^[13]看出来。该戏剧由两位插画家凯特·邦德（Kate Bond）和摩根·洛伊德（Morgan Lloyd）设计，演出阵容超过200人，但观众只有1人。演员和观众数量比例如此颠倒遭到了演员权益工会的指责，因为演员们的报酬无法达到工会所规定的额度。事实的确如此，但却无关紧要。演员以及大量的志愿者对这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十分赞赏，希望参加演出的人源源不断。这种大规模角色扮演和少数观众的模式不仅仅在伦敦兴起，在柏林、纽约和其他地方也能见到。在加州奥克兰，奥德赛斯工作室（Odyssey Works）制作了一场精致的、横跨整个周末的真人秀，设置了栩栩如生的布景，整场演出同样只有一名观众。它的成功要归功于众多思想前卫的志愿者们，而这些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找到。(www.xing528.com)

在互联网发明前，城市就提供了社交网络，且比Facebook所能创造的那种最活跃的网络更丰富、更具延展性、更加感性。这些意外的偶遇也许并不产生什么结果，但也可能非常有趣。有些人喜欢未知带来的刺激，喜欢这种能决定和谁在一起、去哪里以及要做什么的机会。不过也会有人却会对此感到紧张和疲惫。

只有规模足够大的城市才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社交网络。每个人都带来各自的观点、好奇心和希望，为彼此提供门径、路标和垫脚石。当社交网多到任何人都无法衡量其准确数量时，城市的生态就会变得异常丰饶。这样的网络越多越好。我自己的标准是，不论我对什么感兴趣，无论我想做什么，我希望已经有百十来号人同我的想法一致，并在付诸实践。

与其固守在一两个圈子里，不如出入于众多的社交圈子，与陌生人结友。显而易见，如果人待在同一个群落中时间过久，就会经常发生工作态度或工作时间与其他人不同步的情况。布莱恩·乌奇（Brian Uzzi）和贾勒特·斯皮罗（Jarrett Spiro）曾对百老汇工作人员的亲密度和他们的成功率进行过对比，结果表明：关系越接近，失败率就越高。他们认为，最好能和众多不同的社交圈子保持接触。局外人正是创意和创新最有力的催化剂之一。

创意是从家里开始的，或者说，正确的地方是自己的后院，在那里你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家。但有时，我们也需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探索其他地方，建立新的关系。差异可以让创意蓬勃发展。

各种形式的数字媒体为这些差异提供了测试的平台。媒体和娱乐人需要了解当前大众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方式，以及科技研发人员对未来数年发展的预测。音乐、电影、电视和游戏公司已经敏锐地了解到现有自身用户数量与互联网技术用户数量的差距，概括起来就是：购买2012年畅销数字音像产品800万人次的数量，或者说100万次流媒体电视播放的数量，以及Facebook和谷歌5亿人次的日用户数量。他们想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更接近互联网技术用户的数量。这也是为什么Lady Gaga的经纪人特洛伊·卡特与科技创新人士和音乐人相处的时间一样多。因为他表示，他必须把目光投向音乐行业之外，才能让Lady Gaga取胜。

卡特的原子工厂落户于洛杉矶的卡尔弗城，而不是纽约——美国音乐公司和广播网络的传统大本营。他清楚，如果要想了解电子媒体和娱乐产业的新发展，就必须增进与科技和创新人士的交流。正如声破天的创始人瑞典人丹尼尔·埃克（Daniel Ek）、瑞典企业家尼古拉斯·曾斯特姆（Niklas Zennstrom）和丹尼施·弗里斯（Danish Friis）怀着同样的动力离开祖国，选择去伦敦创建他们的新企业Skype一样，卡特正是那类力图在正确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的代表性人物。

普林斯顿的社会学家马丁·吕夫（Martin Ruef）已经证明，置身于大量新奇事物和相互冲突信息中的企业家们更容易获得成功。他在初创企业方面的研究表明，他们避免了循规蹈矩的压力。通常，他们身旁会有一两个支持自己实现想法的亲密战友。这种我们已知的和感知到的不同之间的张力，正是创意在我们大脑中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