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绝不减少：城市化的挑战和限制

THE RUSH TO THE CITY

截至2011年，全球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据预测，该比例到2025年会升至60%。全球将几乎不会再出现城市人口下降，这可能是有史以来首次。这一变化在欧洲和美国十分明显，在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则更加惊人。在许多父辈曾于田间或工厂做活的年轻人看来，城市意味着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机会。自2000年以来，每年约有5 000万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7个曼谷或里约热内卢，或是75个曼彻斯特规模的城市人口。据估计，1980—2010年间，中国有3.5亿人口迁往东部沿海大城市。这一数字相当于将俄罗斯的全部人口迁往西欧。

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找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波兰人会前往伦敦，西部中国人来到东部沿海，加乌乔人（Gaucho）^[4]迁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圣保罗，印度的博士毕业生涌向加利福尼亚。年轻人在寻找工作的同时，也渴望获得新的经验和机遇。

青少年对迁移的渴望常常萌芽于上网和度假，并在前往外地大学求学时生根。它既是对体验其他生活方式和学习经历的期待，也是对找到能发挥一技之长和梦想成真之地的憧憬。在城市里，工资更高，提升更快，朋友和爱人的选择也更私密。

因为娱乐和度假等原因，在一个城市工作的人常常会在另一个城市中建立社交关系。比如，一个圣保罗的银行家在里约热内卢拥有一处周末房，在那里，他的母亲经营着一家画廊；两位伦敦的设计师会在自己巴黎的公寓度周末；在深圳工作的年轻高管双休日待在香港；华盛顿特区的官员们会前往纽约；印度最著名的电影明星在伦敦梅费尔区有一套房子。不仅有钱人会这样做，亚洲的大学生们想要去伦敦、巴黎和罗马参观，但对自己家乡的田园乡镇毫无兴趣。伦敦人热爱纽约，但却很少游历美国乡村。尽管在一些保有乡村贵族传统的国家里，适合度假或退休生活的理想农村依然存在，但在其他地方却越来越少。在中国和印度，农村被视为是背井离乡和贫困的代名词，或仅是远足的目的地。

人们对城市生活高涨的热情几乎令城市规划者们措手不及。历经19世纪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部分城市已经拥挤不堪、嘈杂肮脏，人们向郊区逃离的愿望非常强烈。1950年至1980年间，伦敦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城市中不仅犯罪率增加，学校生源下降，税收也在减少。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更多人选择在郊区安家而非城市中。他们在城里工作，在郊区生活，那里的房子更大更便宜，适合有孩子的年轻家庭。(www.xing528.com)

城市规划者开始抛弃旧城市，转而在有绿地的基址设计新城镇，比如勒·柯布西耶^[5]设计的“居住单元盒子”（United Habitation）^[6]，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市（Milton Keynes）^[7]，道萨迪亚斯（Doxiadis）^[8]针对伊斯兰堡的宏伟规划和威廉·李维特（William Levitt）^[9]在纽约长岛建起的李维顿城。科技公司开始构想所谓“智能房屋”（smart house），声称将把人们从城市的办公室里解放出来，并能节省出行，减少污染，提高生活质量。

可这些理想从未实现。同一时期在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的两个实验很能说明问题。渥太华政府为了帮助爱斯基摩人中的因纽特族在年轻人离开家乡时，支持（留守的人）维系他们偏僻的社会，由加拿大通信卫星公司（Telesat）设计了名为“阿尼克”（Anik）的卫星通信网络，提供电话服务和电视信号（阿尼克在因纽特语里意思是小兄弟），可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使因纽特人变得开心而选择留下，相反因为展示了其他地区的生活面貌而让他们打开了眼界，结果更多人选择离开家乡走出去。

若干年后，瑞典、挪威和芬兰也体会到了相同问题。三个国家的山脉延伸至北极，它们的做法和加拿大一样，决定建造一个路基电话网络，该网络后来成为世界上首个移动电话网络（因而也为诺基亚在手机行业的先驱之路指引了方向）。这一系统带来的巨大影响同样使更多人涌向城市。

这些变化是一个信号，它们标志着以大型制造业为核心的社会正在逐渐失去主宰地位，同时也标志着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工作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电话、多频道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再加之廉价航空旅行的兴起，拓展人们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视野。大学生的人数在增加，并且很多人是去陌生城市上学，他们也不想再回到父母生活的郊区或乡村。这些人对包括媒体、广告和市场营销在内的服务业兴趣浓厚，而这些行业正是基于城市中心区的。他们还发现，市内住房的价格变便宜了。这样一来，城市生活再一次开始复兴了。

城市突如其来的发展危及了生活质量。人口的膨胀给供水、住房、教育、医疗、交通和垃圾处理带来了压力。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在给税收和公共开支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引发种族关系的紧张。随着十几个亚洲和非洲的城市人口膨胀至3 000万～4 000万，我们可以预见到城市管理方面问题重大，也许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较小的城市，甚至返回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