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vate Genes
生物物质的专利申请引发的争议更大。有些人认为给生物授予专利几乎就如同是在给生命本身授予专利，尽管我们必须认真审视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几十年来，不少国家开始允许人们占有植物新品种，并许可对其进行专利注册。芬兰专利史上的第三个专利就是1843年为一种培植活性酵母新方法授予的，数年后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法国为其酵母培养物申请到专利。之后美国成为该领域的领跑者，于1930年颁布了《植物专利法案》（Plant Patent Act），随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英国在1964年通过了《植物新品种及种子法案》（Plant Varieties and Seeds Act），授予一批拥有植物新品种的所有人以完全的独占权，只要该植物品种具有新颖性、独特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因此，只要某种植物没有被市场销售流通过，就可以申请获得专利保护，哪怕其在荒郊野外已经生长了很久。
当时，为用于农业用途的种子或植物授予专利，被认为同为用于医学用途的化学或生物处方授予专利没什么区别。西方的农场主和园艺师因生产成本增加急于增加产量，以面对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产品的竞争。如果种子企业不能对他们的投资进行保护，那么在过去的40年里，对研发快速成长和抗病虫害种子进行巨额投资是不可能的。同时那些在自己家里种花养草的人，由于花园里杂草丛生，而自己又没那么多空闲时间，也乐意购买大量包含草甘膦及其他专利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享受由之带来的方便。
如今，几乎每一种植物的遗传价值都被分析过了。包括玉米、土豆、稻米、高粱、木薯、小米、大豆以及小麦等在内的农作物的生物构成，都已经或正在被私有化。欧莱雅公司（L Oréal）把一种可以帮助减少脱发的卡瓦灌木申请为专利；美国RiceTec公司为印度香米的基因序列申请了专利，尽管后来美国专利商标局迫于国际压力收回了该项专利授权；雀巢印度公司（Nestlé India）为某种大米滤煮的过程申请了专利；其他企业也纷纷申请涉及茶、咖啡、棉花以及胡椒种子的植物专利。(www.xing528.com)
我认为最经典的案例是有关龙胆科植物的专利。几个世纪以来，印度使用一种叫夹竹桃的龙胆科植物作为镇静剂。20世纪50年代，一家公司开始在欧洲销售这种受专利保护的镇静剂。由于这种镇静剂在欧洲大受欢迎，导致印度不得不禁止其出口，原因是这种植物的本地价格大幅上涨，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范围。非洲也有一种龙胆科植物叫马达加斯加紫长春花，中间开着深红色的粉红花朵。当人们发现这种植物的基因特性有助于糖尿病治疗时，它顿时变得异常抢手。礼来制药（Eli Lilly Inc.）后来又发现这种植物对付癌症效果出奇，每年因该产品获利达1亿美元。但马达加斯加当地人却一分钱也没赚到。礼来制药在为其专利权辩护时说，该公司为鉴定其抗癌效果和生产流程独立投入了数额巨大的资金。而在马达加斯加当地人看来，礼来制药的行径不仅提高了这种植物的价格，也限制了这种在他们看来原本是属于他们自己或是公共领域植物的市场供应。
泰国公共卫生部的彭娜帕·萨巴乍龙（Pennapa Subcharoen）博士说：“制药企业来到我们这里，收集各种样本，声称是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然后他们研究这些样本，研发它们的用途，并宣传对其拥有知识产权，最后又回来高价卖给我们。”她认为，这些制药公司并没有发明这些植物，只是开发利用当地人民对该植物医疗效果的了解而已，尽管他们也发现了一些当地人不知道的东西。里约生物多样性公约（Rio 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对某种植物是否可以被交易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对谁应该支付费用、支付多少费用等问题却没有规定。目前平均专利许可费仅为总收益的1%～2%，但是发展中国家希望能达到10%。尽管这样的许可费率看起来有点高，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US Park Service）对在黄石国家公园进行的生物勘探行动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收取费用的。
在被创造物的所有权与那些因软弱、无知或贫困而无法自我保护者的保护之间；以及在让那些有钱、手快可以通过专利方式获得所有权，和不让那些不掌握技术的人被推到了生存边缘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正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所说，“我不能用围墙隔离我的房子，或者把我的窗户堵塞住。我要让我的房子自由地承载八面来风。但是我的双脚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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