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Access
目前,“自由开源软件”原则已经运用于大部分政府用纳税人的税款投资运营的大数据领域,而公众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拥有所有权。这些所谓的公共数据包括对地理定位应用程序至关重要的地图和邮政地址,以及潮汐和航海数据、气候数据。政府机构不仅缺乏使用公共数据的技巧,也缺乏管理数据的资金,更糟的是,他们不允许其他人使用这些数据。GapMinder基金会的创办者、瑞典数据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把自己比做公共数据领域的罗宾汉,他认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组织在阻止公众使用数据上实在是穷凶极恶。他们从成员国获得公共数据,然后“用低效愚蠢的方式再卖出去”。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态度与“自由开源软件”所秉承的“人们能够使用的原始数据越多,公众受益就越多”的精神背道而驰。
美国联邦政府在开放公共数据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包括允许大众对这些数据进行再利用,开放美国领先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及其他地理定位程序的应用。不过,大多数政府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甚至浪费了这些公共资源。奥巴马总统曾下令所有公共研究项目的研究结果都必须免费公开。在英国,开放权利组织(Open Rights Group)和蒂姆·伯纳斯-李正在同政府合作说服公共机构开放公共数据,但这并非易事,因为许多机构都面临资金压力。即便是他们想要公开数据,也通常是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这里面还牵涉隐私问题。为了能让大众免费使用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的地图数据,各界花费巨大时间精力,因为在英国甚至连邮政编码也是属于私人拥有的。
同时,政府资助型研究项目的市场也非常低效,因为研究者通常会将研究成果出售给商业出版公司,而后者则会向使用者索要高额使用费,这种导致了公众要么不能使用这些研究成果,要么必须花钱,这意味着他们要付两次钱。出版商则辩称内容的审查,即所谓的同业审查成本很高。尽管可能他们说的是真的,但无论如何出版商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且这妨碍了那些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者对成果的使用。由规模不大的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以及后来加入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America'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研究基金来源于这家机构)发起了推动政府资助研究项目必须公开的运动。2012年超过10 000名学者共同抵制全球最大出版商之一的爱思唯尔(Elsevier)(另两家是威立Wiley和施普林格Springer),至此,天平开始朝着有利于用户的方向倾斜。英国和法国政府均表示支持开放获取的原则,世界最大的两个私人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与威康基金会(Wellcome Foundation)也要求他们的研究成果向大众公开。(www.xing528.com)
开放获取这一原则,从最初一个极客的想法,逐渐发展为社会道德准则,最后演变成了一项大规模运动;从起初激动人心的“自由开源软件”,到“知识共享”授权体系,再到如今要求所有公共数据免费开放。从越来越多的黑客、研究者到如今政府都一同承诺将“相同方式分享”作为规范监管信息和媒介使用的第一原则。因此,权利人需要重新考虑商业规则及所有权化的版权规则来顺应这一趋势。
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版权资料都同时受到好的法律和坏的技术的保护。好的法律指的是法律规定的公平正义,侵权赔偿金符合实际损失;坏的技术指的是当时的技术无法做出好的复制品。对版权最好的保护就是正版产品更便宜、更精致、更普及。
而数字化挑战,正在于这种可以创造和复制(或再创造)内容的卓越技术已经出现,且成本更为低廉,大众可以获取任何他们想要的复制品。这就给“法律”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在这场竞争当中,技术一马当先,用户紧随其后,而法律则被远远抛在后面。毕竟,比起制定一套新法律,研发新的软件或创作新的媒体内容要容易和有意思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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