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作模式的崛起：逃离传统官僚体制

New Patterns of work

这是一场与200年前欧洲制造业崛起同样激动人心的伟大变革。当年法国记者、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发明了“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来形容那些将资本从土地上释放出来，进而投资工厂的商人。萨伊认为他们是在“投资未来”（Invest in the future）。他对人们如何利用不确定性带来好处很感兴趣。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新想法只有在打破旧想法束缚时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他把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他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人们如何通过开发新想法以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

随着欧洲和美国的制造业的衰落，这些国家开始将投资转向创意和创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堪比当年资本从土地向制造业的革命性转移。大型资金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制造业和永久性全职雇佣关系时代行将结束。导致这一变革的原因很多，包括大学教育不断普及、个人掌握知识的增加、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来自其他经济体不断加剧的低价竞争。这种变革导致自由职业、兼职工作、单次交易（sole trading）、合伙经营以及微型企业等新型工作方式越来越普遍。有人喜欢这些非传统模式，也有人不喜欢，但他们也几乎别无选择。在美国，已经有670万人开始选择这种工作方式，占工作总人口的14%；而在欧洲，这一比例为15%。在一些中心地区，这一比例可能更高，甚至达到了50%。不过，获得准确数据颇为困难，因为许多国家政府对从事个体经营（自主创业）的人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并协助他们创办公司，因此部分统计数据结果可能被掩盖了。

这种转变让各国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很难适应，因为政府的征税体系是完全建立在雇用制工作方式基础上的，而不是项目型工作方式基础上的。通常，个体经营和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来源非常广泛，其中部分收入可能涉及当年以及前几年完成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工作项目不固定，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有时又重返工作；有时是被人雇用，有时又自主经营，所以现有税收和社会保障的规则架构开始“嘎吱作响”。在传统官僚体制中工作的政府人员更是难以理解这一变化。

网络公司（Dotcoms）监管起来更加麻烦，尤其是当今这些企业中大部分都是全球性企业。美国的娱乐企业也已经开始将它们的经营活动转移到低成本、低税收的国家。而互联网的出现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它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销售计划和企业目标，并且通过采用转移定价的方式来避税。这种经营手段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下是允许的。1994年，最高法院规定州政府只能对在该州有经营实体的销售商征收销售税（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将总部设在了较小的华盛顿州，而没有设在纽约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原因）。(www.xing528.com)

这种变化给欧洲国家政府带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公共开支的增加和税收的下降。大部分避税者是全球性的网络公司，包括美国1994年最高法院规定生效后诞生的所有互联网公司，而大部分欧洲的网络公司则规模不够大，不值得进行转移定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2年指出：“以知识产权密集型（IP-intensive）企业为首的跨国企业在经营地区的实际缴纳税率远低于该地区的法定税率，对此各方都产生了质疑”。英国税务部门很聪明，决定使用自己的武器向网络公司开战，委托英国宇航公司（British Aerospace）设计一套名为“连接（Connect）”的搜索关联算法来打击国际逃税行为，仅第一年就增加了23亿美元的税收。但这并不能解决国家税务机关无法跟上全球在线企业（online corporations）步伐的根本问题。

欧洲面临的不仅是严重的逃税问题，还包括其工作能力的长期下滑。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就业人口统计情况基本相同。例如1980年欧洲15岁至64岁之间的就业人口比例约为64% ，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的比例分别为63%和68%。但30年后，这一数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的就业人数比例最低，且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欧洲地区的企业雇用比例也发生显著下跌，严重削弱了创意和创新的主要来源，尽管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雇员数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负面影响。在政府机构上班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这类工作通常并不鼓励员工的创意、创新以及竞争意识。总体上看，欧洲适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到了60%，而美国和日本的比例则是攀升到了76%和75%。

这不奇怪，既然大规模工业制造带来了稳定的全职雇佣制就业方式，制造业的下滑也必然会造成雇佣制的萎缩。按照比较优势法则（一个国家应该更专注于自己的优势产业），工业化国家应该优先发展附加值最高的部门（sectors），即处于上游的“创意投入”（Creative input），而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就应该转移到亚洲以及其他低成本国家。至于这种将创意同制造与生产相分离的模式可否持续？创意能否被有效地独立管理？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