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正确的生活环境，创造伟大成就

CHOOSING THE RIGHT PLACE

对于创意生态的思考源于一项日常观察：不同的地方产生创意的水平是不同的。有的地方对创意非常友好，也有的地方对创意不理解甚至怀有敌意。不同地方的自由度也不同，这会影响到什么人能发言，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不同地方的市场条件也决定着谁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谁不可以。

对于这两种情况，每个人的态度也不一样。有些人更在意是否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而另一些人则对市场需求更感兴趣。如何在表达自我和迎合他人之间做出选择向来是个老大难问题。因此，某个地方是否会令创意人感到友好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这个地方与个人发展方向的匹配程度，以及是否有机会让找到市场突破口和开展创新变得更容易。

科学家们最早践行了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理念：正确的时代、正确的地点更利于取得伟大的成就。19世纪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诞生了众多的博物学家、地理学家、解剖学家、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社会学家和医生，以及为捍卫传统而辩护的神学家——一直以来，他们也是积极的纠正力量。新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上学时就开始与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们书信往来。他在22岁时乘坐小猎犬号（Beagle）考察船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环游世界之旅。从早期的世界环游到著作出版时的艰难抉择，生活环境对达尔文一生的影响几乎同其个人才能同样重要。

遗传学之父、基因发现者格里哥·孟德尔（Gregor Mendel）就没有这么幸运。他比达尔文晚出生13年，生活在偏僻的西里西亚（如今的捷克共和国）。除了在维也纳学习过两年之外，他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地方。因为生活在位置偏僻交通又不便利的地方，这导致他创立的理论无法为人所知。他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意愿同别人见面，毕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篇科学论文，最终默默在一个修道院中离世，他的所有文章也在死后化成了灰烬。孟德尔是一个拥有超凡创意却未能找到合适小生境的人，达尔文完全不了解对孟德尔的发现，其他人也是在很久之后才了解到他的研究。要是孟德尔能和达尔文见上一面，那会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场面。(www.xing528.com)

最先提出生态学理论并为其命名的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出生晚于孟德尔，他出生的城市波茨坦是一个更有趣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波茨坦作为当时普鲁士首都，是著名的科学之城。1866年，也就是《物种起源》发表后的几年，海克尔到达尔文位于肯特的家中拜访了他。他和达尔文一样喜欢旅行，尽管可能不及达尔文行走的那么远；他更喜爱广交朋友，结识了许多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创作了当时极富争议戏剧《朱莉小姐》的瑞士戏剧家、画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就是最常去拜访他的朋友之一。

达尔文收集到了可信赖的证据以证明同父母的后代可能有不同的特征，这导致有的后代可以活下来而有的不能（生存竞争）。他认为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是因为它们更适应环境（适者生存）。因而它们活得更久，它们的后代也更多。作为一位严谨的作者，达尔文没有在《物种起源》中对人类进化下确定的结论，而是留到了他之后的著作《人类的由来》一书中。

海克尔的研究则更具思辨性和自信。他喜欢构建系统并寻找事物间的联系（他最早使用“干细胞”一词来表述拥有自我复制能力并能分化出其他细胞的细胞）。他在1866年，也就是见到达尔文的那一年，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概念，将其概括为研究生物体之间以及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它与“经济”（Economy）一词拥有同样的希腊语词根“oikos”，意思是家。不同之处在于，生态学关注的不是金钱，而是研究各类资源及其是如何对生活在其中的栖息者产生影响的。它更关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和改变，包括限制性改变及刺激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