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探索阶段：中国改革开放（1978-1991）

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历史节点和起点。农村改革率先迈出第一步，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甘肃农村经济改革，首先是解决吃饭这个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通过调整农村集体和农户的生产关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农村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民以食为天。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地处西北干旱地区的甘肃为粮食犯难，农民吃不饱饭、遇灾逃荒，成为甘肃省情第一难题。穷则思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发表，以前“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宕昌县哈达铺公社、会宁县青江公社等地冒着风险率先实行农民包产到户，被誉为“甘肃包产到户第一社”和甘肃的“小岗村”。随着改革政策春风的扬起和各级党委的认可支持，实行包产到户的公社当年就取得了集体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增加、社员分配收入增加、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增加、回销粮减少的“四增一减”的显著效果。

农村过去的人民公社体制，导致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直到1979年，全省仍有40%的农民吃不饱肚子。1979—1980年，甘肃农村广泛推行划组作业、联产计酬和部分进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1—1982年上半年，全面推行“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全省农区有92.4%的生产队实行“双包”，牧区有91.6%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82年下半年到1984年，全省农村基本实现“双包”制，完成了社改乡和建立村级经济组织的工作。1984年，甘肃农村普遍对集体经济管理方式和生产经营形式进行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1984年，全省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长9.5%，棉花增长25.1%，油料增长17.65%，农业总产值增长10.9%。

1979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探索，直接针对束缚企业积极性和活力的体制弊端。截至1984年，这一段企业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简政扩权，主要形式是放权让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各级政府及部门下放经济管理权，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对企业让利，实行利润分成、利润包干，试行“利改税”。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责任、经济利益同企业经济效果联系起来。初步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施《厂长工作暂行条例》《企业职代会暂行条例》和《党的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www.xing528.com)

1984—1991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探索中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我省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全省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借鉴农村改革经验，通过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87年出台《甘肃省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办法》，规定主要形式是“双包一挂”。1991年起，我省推行第二轮承包，同时对承包内容进行完善，主要是“三包一挂”，即包上交利润、包技术改造任务、包管理目标，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配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1986年省政府发布国营企业招用工人、辞退违纪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统筹和待业保险等6个实施办法，开始企业用工、分配制度等内部改革。1987年3月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城市集体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总结推广“一厂两制”集体经济的经验，并作为搞活大中型企业、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1990年甘肃出台《企业承包经营者收入的暂行规定》，1991年5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化改革、搞活企业的若干规定》，相继在50个企业进行“放开经营、配套改革”试点，进一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

这一时段，还配套进行了相关经济改革。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为要求，对价格、财税、金融、流通、计划和投资体制等进行改革。价格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实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采取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改革银行组织体制，调整贷款政策。改革计划和投资体制，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实行“拨改贷”。流通体制方面，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市场。同时，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