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闽粤争夺丝货贸易禁通政策利益

当广州一口制度刚决定下来，在商人们参与世界市场的活动中，又有一件有关贸易的重要事件发生了，这就是关于丝货贸易的禁与通。丝货包括丝和丝织品，当时的主要产地是江、浙，主要的输出口岸在广州，是广州对西方贸易和其他口岸对东南洋各国贸易的大宗商品，与茶叶贸易量不相上下，处于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位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以任何一个原因禁止江、浙、闽、粤四省口岸的丝货出口，对东南商人和所有贸易带的市场的影响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不一律禁死，对不同的地方采取有区别有限制的政策，那么“沐恩”多的地区不仅得到的是更多的贸易量，而且是更大的贸易特权。因为外部市场的需求仍然是那么大，而所有的政策在具体经办的官吏那里总会因各种利害关系而出现差距。于是，禁止丝货出口无疑会直接影响地方的经济利益；而有限弛禁，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利益。所以在禁和通的问题上，各地方长官们是费尽了心机，这当然也与商人们参与世界市场的行为与利益息息相关。

禁丝出口，是中央朝廷决定的，认定的原因是丝的出口引起丝价上涨，丝价上涨引起社会不稳。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癸卯（1759年8月17日），“户部议准御史李兆鹏奏称：‘查丝斤私出外境，律有明禁。迩年江浙等省，因奸商渔利，私贩出洋，以致丝价昂贵。请敕下该督抚转饬滨海地方官，严行查禁，违者照贩米出洋例究治。该管官分别奏处。’从之”。^[46]禁令不可谓不严：“二十四年覆准：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以该处地方滨海，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查禁。傥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俱入官。其失察之汛口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别议处。各该省督抚每年于将有无拿获奸商私贩出洋之案，专折奏闻。”^[47]

禁令一下，广州市场首先发生问题，因为在禁令下达之时正是贸易季节，外商洋船大都已买定丝货装船待运，只要季风一起，便要开船出港。广州港才夺得一口特权，对外贸易复苏不到两年。如果按禁令执行，犹如给这个新发端当头一棒。从广州将军升授两广总督不到一年的李侍尧硬着头皮上奏，请求禁令缓行。二十四年九月辛亥（10月24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现准部咨，严丝出外洋之禁，文到之日为始，实力稽查，俾无透漏。唯是外洋夷船，向系五、六月收泊进港，至九、十月出口回帆。本年陆续进口夷船二十三只，……各夷商已将出口货物买齐，或已搬运下船，或贮行馆。请将外洋夷船丝禁，以乾隆庚辰（二十五）年为始；其本年各夷商已买丝货，准其载运出口，不致守候变售。’”还好，部议和圣旨都给了绿灯。^[48]接下来，李侍尧做了两件让乾隆放心的事。一件是他上奏了《防范外夷规条》。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1760年1月29日），“军机大臣议复李侍尧上奏的防范外夷规条……（五条）。从之”。^[49]此事对于一个兼管粤海关的两广总督来说，是尽职尽责的表现，再说他又是刚升授不久，尽职尽责是合情合理的。另一件事就令人不解了。十二月丁酉（2月7日）户部议奏：“据两广总督李侍尧咨称：‘本年御史李兆鹏奏请禁丝斤卖出洋，经部议准在案。至绸缎绵绢是否应禁，设有私贩出洋，应否与丝斤一并计算轻重定拟，等语。查绸缎等物，总由丝斤所成，自应一体严禁，请嗣后绸缎绵绢，如有偷漏私贩者，亦按斤两多寡，分别科罪。失察文武官弁，照例议处。从之。”^[50]李兆鹏作为京官，不知行情，奏请禁止丝斤出口，可看作是瞎指挥之类。李侍尧虽然当总督时间不长，但在广州任官时间不短，难道也不知道行情，来个火上浇油，又奏请禁止丝织品出口？要知道，在广州禁止丝织品出口，加上丝斤之禁，意味着关闭三分之一以上的对外市场。李侍尧意图何在呢？仅仅是让乾隆高兴，还是向乾隆表示一下，自己虽然请求了广州丝禁暂缓数月，但还是十分赞成禁丝出口的，不仅丝斤该禁，丝织品也应禁了？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出现了反对意见。

“二十五年，议定铜船准带绸缎数目。先是，丝斤出洋，经大学士等议准御史李兆鹏条奏禁止。寻江苏巡抚陈宏谋言，采办洋铜，向系置办绸缎丝斤并糖药等货，前往日本易铜回棹，分解各省，以供鼓铸。今丝斤已禁，若将绸缎一概禁止，所带粗货不敷易铜，请将绸缎纡绢等准其买办。”^[51]丝斤与丝织品都是江苏浙江方面负责向日本输出，以交易日本铜的主要商品。禁丝已是不行，再禁丝织品，铜就换不来了。缺铜，就意味着铸钱缺原料，关系重大，丝禁之事不得不开始作变通。“寻部议令将该商等额办洋铜共需铜本若干，应当配搭绸缎若干，装载船只若干，并经由何口出洋，何地输税，查明具奏再议。至是，议定该商每年共办铜二百万斤，需铜本银三十八万四千余两，除杂费并置买药材糖货之外，应于每船配搭绸缎三十三卷，分装十六船，每卷照向例计重一百二十斤，毋许浮多。每船三十三卷，计额船十六只，应携带五百二十八卷。责成浙江之乍浦、江南之上海二处官员，照例秤验输税出口，办铜供铸，仍彼此随时知会，以杜重复影射。并将糖药绸缎各数，出口日期，及所收税银，一面呈报该管上司转详报部，并令该抚转饬实力稽查。如有夹带偷越，及守口官员通同徇隐情弊，即行严参治罪。”^[52]

禁丝之后，丝价不仅未减，农民丝业和国内市场因禁丝而连锁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丝价未减，出口粗丝滞销积压；外商不来，需用洋货减少，价格上涨；市场上白银短缺（见下文闽浙总督杨庭璋、福建巡抚定长二人奏疏）。丝与丝织品毕竟是东南地区，尤其是江南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通过出口谋生经营的最重要的商品，也是东南各省稳定市场平衡流通的主要商品。

二十六年四月，李侍尧改任户部尚书，做京官去了。接任的是原湖广总督苏昌。苏昌上任，见到的是丝禁给广州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以英国商人对中国丝货的恳求，上奏请求准予外商配买一定量的丝货，他还不敢说弛禁的话。乾隆作了有限让步，恩赐特准苏昌所请。二十七年，“圣谕：苏昌等奏‘英吉利夷商伯兰等以丝斤禁止出洋，夷货艰于成造，吁恳代奏酌量准其配买，情词迫切’一折。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值翔踊，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衽。然自禁止出洋以来，并未见丝斤价平。亦犹朕施恩特免米豆税而米豆仍然价踊也。此盖由于生齿日繁，物价不得不贵。有司恪守成规，不敢通融调剂，致远夷生计无资，亦堪轸念。著照该督等所请，循照东洋办铜商船搭配绸缎之例，每船准其配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至意。其头蚕湖丝及绸绫缎匹，仍禁止如旧，不得影射取戾”。^[53]所谓的英商吁恳，证明世界市场已经在客观上对中国市场有了依赖，依赖就是压力，就是市场潜力。出口丝和丝织品对生产者、销售商，对社会经济、国家税收都有好处，政府在对市场和贸易实际茫然无知的前提下采取控制、限制、严禁等办法干涉是非常愚蠢的。乾隆皇帝当然不会去这样认为，但他已经感到原先对丝斤涨价原因的判断和采取的严禁措施不对头。他还没有弛禁，只是采取对已经提出恳求的英国商人特准补救的办法。对于世界市场的需求，这种办法不过是杯水车薪。此后，乾隆又“降旨江、浙、闽、广各督抚，令其各就该省情形悉心体察，将应否开禁之处，详悉妥议具奏”。^[54]这是不是在找台阶下？不久，二十八年底或二十九年初始，“两广总督苏昌等言，粤省本港船户林长发等呈：咖喇吧、暹罗港口、安南、吗辰叮叽呶、旧港、柬埔寨等处各国夷民，呈恳配买丝斤绸缎”。^[55]这是广东长官第二次要求扩大恩赐丝货贸易的范围。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的同类奏折也送到了乾隆手上。这一由于丝禁而引发的中外市场问题，很能说明东南商人，还有农民、手工业者，与世界市场关系密切的程度。

二十九年新年伊始，乾隆皇帝接到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的奏折，不得不慎重思考这几年来丝禁的利弊，他先下谕军机大臣：

前因内地丝斤绸缎等物价值渐昂，经御史李兆鹏等先后条奏，请定出洋之禁，以裕民用。乃行之日久，而内地丝价仍未见减，且有更贵者，可见生齿繁衍，取多用宏，盖物情自然之势，非尽关出洋之故。……今尹继善等筹酌定议，奏请弛禁，而庄有恭并称前抚浙时，体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亦以丝斤弛禁为便等语。江、浙之情形如此，则余省亦可概见。盖缘出洋丝斤，本系土丝及二三蚕粗糙之丝，非腹地绸缎必须精好物料可比，徒立出洋之禁，则江、浙所产粗丝转不得利，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城民计，又何如照旧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况所产粗丝既不准出洋，势不得不充杂于头蚕好丝之内，一体售卖，于民间组织尤多未便。且英吉利、咖喇吧等国，先后以织衽不供，恳请卖给货买，俱已特旨准其酌带配用。是外洋诸国取给于蚕丝者，正复不少，亦宜一视同仁，曲为体恤。现在新丝将届收成，所有出洋丝斤，即着弛禁，仍遵照旧例行。其中各省情形或微有不同，应作何酌定章程及设法稽查之处，俟各该督抚奏齐时，该部详悉妥议具奏。^[56]

乾隆此谕，对五年前听信李兆鹏、李侍尧等人之奏而先禁丝斤后禁绸缎绵绢之举颇有后悔之意，这是不容易的。不知他的“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的“天下”是否包括了英吉利、咖喇吧在内？应该包括才是。(www.xing528.com)

在乾隆下谕旨的第二天，户部针对两广总督苏昌等人奏报“粤省本港商船出洋，请照外洋夷商之例，准其配带丝斤”等语作了批复，但这帮不知痛痒的京城官僚们只是作原则上的准允：“查夷商配带丝斤，系出特恩，非商贩所得援照，应酌量准其配带出洋易铜，以资内地鼓铸。至如何立法办理，令该督等详细议奏。”^[57]也就是说夷商准许买丝出去是皇上特许，国内商贩不在享受之例；要贩丝，只有按出洋易铜对待。他们是否知道广东商人并不都往日本贸易？但是他们知道，乾隆虽然想弛禁，但谕旨末尾还有一句话，“其中各省情形或微有不同，应作何酌定章程及设法稽查之处，俟各该督抚奏齐时，该部详悉妥议具奏”，可见万岁爷还是未最后拿定主意，所以他们只是作原则上的准允，这样即使有错，也错不到哪里去。着急的广东官吏和商人们只有等待。

尹继善等人的奏折呈上去后，闽浙总督杨廷璋、福建巡抚定长二人的奏疏也上来了，其中对丝价问题、禁丝出口带来的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则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这和其他地方官员的奏折一道，对开弛丝禁起了决定作用：

伏查丝斤一项，数年以来，价值原极昂贵。乾隆二十四年，仰蒙圣主俯准台臣李兆鹏等条奏，将丝斤严禁出洋，并准部议，将绸缎绢一律严禁，节年实力遵行在案。原使留有余于内地，俾物多价平，于民生日用有裨。臣等于奉文饬禁后，窃意从此丝价自必日减，乃自二十四年禁止出洋以来，迄今五载，不特丝价依然昂贵，未见平减，且遇值蚕事收成稍薄，价值较前更昂。推原其故，总由国家承平日久，百数十年生齿日繁，民间需用日多，物价有不能不长之势。诚如圣谕，生齿衍繁，取多用宏，盖物情自然之势也。查向来贩洋丝斤，均不过土丝及粗糙之丝，只堪供织土绸，而不足供纱缎绫罗之用。只应粗丝价昂，而细丝价减，今无论粗细丝斤，一律昂贵，其非关贩洋已可概见。且不特此也，即以产地而论，浙省之杭、嘉、湖及绍属之诸暨，产丝最盛，每届新丝出后，江、浙、粤、闽贩丝客民拿本而来者甚多，所产粗丝顷刻得价售卖，农民转觉生计裕如。今奉禁之后，丝价未见其平，而粗丝销售转滞，于农民反有转售不远之苦。再查外番船支载货挟赀远赴内地，原欲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各番首重者丝斤，今因禁止贩洋，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是中外均无裨益。

臣等悉心体察，窃谓丝价之低昂，总视乎蚕事之丰啬，蚕收稔则丝价自平，蚕收歉则丝价自贵，固有自然之势。今蒙圣主烛照民隐，敕下臣等悉心体察，应否即行开禁。臣等伏思：禁洋而丝价迄减，有益于民，自宜永行禁止。今奉行已五年之久，丝价迄今未减，徒使外番以织衽不供，纷纷渎请，而民间又乏银货流通之益，实属两无所便。伏读圣训，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大哉天言，诚中外一体之远模也。应请特颁谕旨，将贩洋丝斤照旧弛禁。但开禁之后，若不定以限制，窃恐商民惟利是图，知外番缺丝已久，一经弛禁，必纷纷不惜重价买运新丝赴洋，内地不免有丝少价翔之患，似非称物平施之道。伏查乾隆二十八年琉球国请圣主格外施恩，准其岁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此系出自特恩，且系一国一岁所买之数。今丝禁一开，商贩船支多寡虽属难定，每船各有配买丝斤，一至外番，积少成多，即足供其织衽。臣等愚昧之见，应请定以海洋内外商船，每船止许配搭土丝一千斤、二蚕丝一千斤，此外不许多带，并不许兼带细丝影射蔽混，俟三年之后，内地不致丝少价昂，再请酌增斤数。至丝斤既蒙恩准其带往，则外番俱可自供织衽。其内地已织之绸缎纱罗丝绵等项，应请仍照旧例禁止出洋，留为内地之用，以免价值腾贵之虞。

奏疏后面还对如何稽查，提出了办法。他们认为这是在“如此弛禁之中，定节制之限，或亦因时调剂之一法也”。^[58]

四月，军机大臣等议准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杨廷璋、两广总督苏昌等人先后呈上来的奏疏，弛丝斤出洋之禁：“江苏省贩铜官商船只，每年出东洋额船十六只，应请每船准配二三蚕糙丝一千二百斤，按照绸缎旧额每一百二十斤抵绸缎一卷扣算；如愿照旧携带绸缎者，亦听其便。其非办铜商船，仍不得援例夹带。其由江苏省往闽、粤、安南等处商船，每船携带糙丝，准以三百斤为限，不得逾额多带。闽、浙二省商船，每船准配土丝一千斤，二蚕粗丝一千斤；其绸缎纱罗及丝绵等项，仍照禁止。至粤省外洋商船，较他省为多，其配往各洋丝斤，亦较他省加广，请令每船于旧准带丝八千斤外，再准加带粗丝二千斤，连尺头总以一万斤为率。其头蚕湖丝缎匹等项，仍严行查禁，不得影射夹带滋弊。从之。”^[59]

丝斤之禁这才得以开放，丝织品也有限地开放，这种有限在实际运作中不会真的限制得那么死，中外商人对主管的有司官员们的“习俗”“惯例”都是非常清楚的，也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贸易中的限制问题。由于对丝和丝织品需量最大的是西方商人，而中西贸易的特权又在广州，虽然江、浙、闽三省俱开丝禁，但从上面各省所获得的贸易权限来看，获利最大的还是广东。

再回过头去看看：李兆鹏以为丝价上涨是丝斤大量出口所致，并因而提出禁丝，是他不懂当时市场交易行情与生产的关系。乾隆也就听其言而错误地作出此重要决策，可见乾隆对此并不在行，加上他后来在弛禁过程中的犹豫，他实际上更关心于由于经济问题有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动则以禁，以禁代替管理，以管制代替管理，是清王朝惯用的“旧例”。李侍尧先要求缓禁，缓的是广东；后要求加禁绸缎，禁的是江、浙、闽、粤四省。李侍尧应该清楚地知道丝禁对外贸不利，却偏要火上加油，如果这是向乾隆表白自己对丝禁的不二态度，此人除了个人之利和广东之利，别无关注；如果这是暗藏另一层深意的话，那就是，把丝禁推向极致，达到解决问题的条件；这样，好人他做了，要求弛禁之话由别人去说。一定会有人说的，对外贸易不能没有丝和丝织品，当时广东只是丝货流通的港埠，丝和丝织业的生产还没有形成大势，从生产与流通的整体来看，江、浙受到的打击更大。所以在争取到缓禁的时间，把外国商船送出去之后，他便奏请禁丝绸。果然，丝绸一禁，江苏方面更受不了，要求网开一面，后来则是各省纷纷要求弛禁，结果得到利益最多的还是广东。

这场丝货贸易中的禁与通之争，说明的是在对外贸易上，中央政策往往与地方利益并不一致，甚者矛盾极大。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在决策与内陆经济不同的海洋经济和参与世界市场的贸易时，由于其见识、知识和对背景判断能力的局限，更由于其习惯了的内陆经济模式的影响，无法应付比内陆经济发展变化快得多的海洋经济问题。大一统的决策模式和以禁代管、以管制代管理的简单思维模式势必与各有差异难以平衡的地方经济利益和不断变化的近代世界市场发生矛盾和冲突。好在与定广州一口贸易时的那种不容商量的强权高压有所不同，当中央政府的这种决策行为以王权专制的强权形式下压之后，决策者对失误有所察觉并作了部分的调整。而在这个过程中，图谋地方利益的政府官员多以自己的聪明善辩和各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