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开禁，设榷关四：广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如此四关，就当时清廷所能具有的对外贸易观念来说，还是合适的。因为：第一，它考虑到了原有的对外贸易传统；第二，它照顾到了东南各省的平衡；第三，它注意到了中层贸易带的中介作用与内层贸易带商品来源腹地的关系。当然，就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世界市场对中国市场的渴望和中国东南市场对世界市场的热情，这四个榷关是不够的。
先后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西方商船很想直接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与中国商人甚至是“厂家”交易，他们想把贸易成本降到最低程度，以获取最高利润；他们想得到最好的丝、丝织品和最新鲜的茶叶。特别是他们中的后来者总想得到与先到者同样的东西。葡萄牙人占用了澳门，英国人也想要一块地方，比如一个靠近市场的小岛；荷兰人帮助康熙打郑氏集团，得到在中国沿海贸易的优惠，英国人也想要，虽然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与郑氏集团有数年的贸易往来，还向郑氏集团提供过军火。[28]从康熙开禁时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就一直在江浙闽粤四省沿海一带“试探”，想寻找到一个最理想的突破口。但英国人开门不吉，“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最为奸宄”[29]，这是中国官员对他们的看法。而他们则认为广州、澳门贸易中的索费太重，增税太苛，官商、皇商令人恐惧，虽然他们自己也是官商。“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殊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益增，于是洪任辉等仍赴浙，请在宁波开港。”他们终于看中了宁波。“初，浙之海关设于宁波，舟山尚未置县。商船出入宁波，往还百数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径去。迨定海既设监督，张圣诏，始请移海关于定海。部议从之。乃于定海城外道头街之西特建红毛馆一区，以为番舶来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粤中不便，数来往舟山，见今昔情形之异，乃定计争之。”[30]
乾隆二十年（1755年），“闽浙总督革职留任又从宽留任臣喀尔吉善、浙江巡抚周人骥谨奏，为奏闻事：据护理浙海关事宁绍台道罗源浩禀称‘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有红毛国商船一只收泊定海县地方。据定海县知县庄纶渭赴船验明粤海关牌照，查点商梢共五十八名，护船炮械十四件，番银二万余两。询据通事禀称：我叫洪任（辉），是红毛国人，商人叫喀利生。上年正月在本国出洋，于六月内到广东，卖了货，闻得宁波交易公平，领了粤海关照，要到宁买蚕丝茶叶等物。随于四月二十九日派拨兵役，护送到宁波府，住歇李元祚洋行，现在招商买卖’等情，前来。臣等伏查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至意。除饬令该道派拨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则征收，据实报解外，理合会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六日（朱批‘览’）”。[31]同样的奏折还有数份，足以见得在浙省宁波定海，不仅商人欢迎外商前来贸易，而且官员也有同样的表现。贸易不仅对商人有好处，对官吏也有好处，至少，发展对外商业贸易对地方经济总是利多于弊，个人所得尽在其中；何况，由于中央朝廷的有限贸易政策，宁波定海已是很久没有西欧的洋船来贸易了。当然，官腔还得说：“臣等伏查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至意。”然其中流溢着的也有对贸易的急切心情。各省之间不好去抢夺外商，以免有伤政体，现在既然外商来了，“除饬令该道派拨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则征收”。英商感觉非常好，洪任辉的报告说道：“……当地文武官员来到船上，询问我们到此何事，我们说是来贸易的，他们听后非常高兴。他们的举动极为礼貌，但他们表示要等候宁波方面的来信，才能进行工作。三四天来，我们的船像集市一样，很多人到船上来；我们入城访问当地长官，他们大开中门欢迎，这是对客人的很大尊敬。……我们前往谒见（海关监督），他很慷慨地招待我们，不像粤海关监督那样，虽然后者也值得重视的。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喜悦，并称愿意尽力鼓励我们开展贸易。喀刺（利）生呈上汉文公函，内称假如我们到此贸易，请先给予下列十九项权利：船上炮位不需要拆卸，应与中国人有同样平等地位，正如他们的船只到外国一样取得平等地位。十九项中他批准了十七项。其余两项是关系不大的，喀刺生认为不必再去争持。我们告别时，他说要看一下公司给喀刺生训令的内容。我详细地向他转述，使他很满意。最后，他说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利，可以获得比本地商人更多的优待，我们可以随时见他及其它官员云云。抚院同意我们提出的要求，并将其张贴在城门，还贴一张在我们的商馆门前。从外地来的商人，只有两三个，我们无法获知货物市价，但前景是极为乐观的，如果孟买有船来，我们一定能把工作做好。海关监督送来税则一本，我们在此地缴交的船钞和货税，不及广州的半数。”[32]英国人发现，在广州那个被贪官和行商独霸的天地之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去处。宁波与广州比起来，更适合英国人的要求。
除了去宁波定海，夷商还去了厦门。[33]而广州贸易则开始滑坡。
据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1759年11月14日）广东巡抚托恩多《奏覆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税收短少折》：“臣复细加查核，粤海关乾隆二十二年分所到洋船，比乾隆二十一年少到八只，计少收船钞规项银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两零。又洋船进口出口货物，比较乾隆二十一年分，如檀香、番锡、湖丝、瓷器、土夷茶、土香茶、各色绸缎、零星杂货等项，共少收银八万五千五百四两六钱零；惟胡椒、黑船多罗绒、羽纱、羽缎等项多收银四千七百五十九两八钱零。以盈补绌，仍实少收银八万七百四十四两八钱零。合计船钞、规项及洋船货物，二共少收银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五两零。又，乾隆二十二年所到本港船只（南洋船）比较乾隆二十一年分多到十只，共多收钞税银一万二百两四钱零；惟贸易船钞税各口报收正杂等项少收银四百二两八钱零。以盈补绌，尚实多收银九千七百九十七两零。今以本港船之盈，补外洋船之绌，通计实少收银八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两零。缘该关每年所收税银惟视洋船之多寡以定盈绌。所有乾隆二十二年分缺少银两经臣覆加查核，乾隆十九年共到洋船二十七只，乾隆二十年共到洋船二十二只，乾隆二十一年共到洋船一十五只，乾隆二十二年共到洋船七只，实因洋船递年少到，以致盈余税银递年减收，并无侵隐情弊。”[34]对托恩多的这份奏折，梁嘉彬先生认为：“据同年新柱等折，洋船进口，每船船钞规礼每年最少亦有三千余两之数，此折谓‘乾隆二十一年少到八只，计共少收船钞规（项）银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两零’云云，常指‘盈余税银’而言。然历朝主广东市舶者多无清行，甚至有与疆吏朋比为奸者。清代粤海关监督谓无‘侵隐情弊’云云，亦多官样文章耳！”[35]由此看来，广州贸易量下降，对政府、海关和官吏都不是件好事，官吏们的损失更大。必须尽快地解决贸易滑坡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习惯的办法，就是通过朝廷的干涉，把对外贸易的权利包揽过来。
乾隆二十一年，当贸易季节快要结束之时，两广总督杨应琚呈上了奏折。从乾隆的批谕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应琚说了一些什么：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谕军机大臣等：据杨应琚奏，粤海关自六月以来，共到洋船十四只；向来洋船至广东者甚多，今岁特为稀少。查前次喀尔吉善等两次奏有红毛船至宁波收口，曾经降旨饬禁，并令查明勾引之船户、牙行、通事人等，严加惩治。今思小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着喀尔吉善会同杨应琚照广省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浙省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于稽查亦便。其广东洋商至浙省勾引夷商者，亦着两省关会，严加治罪。喀尔吉善、杨应琚着即遵谕行。[36]
广东贸易洋船稀少，是因为洋船跑到宁波去了，原因何在？奸牙小人勾串滋事如果是主要原因，则事关海防，所以乾隆最为敏感。但有无奸牙小人勾引洪任辉之类的英夷商人呢？新改任浙江巡抚的庄有恭和福州将军新柱、浙闽总督杨廷璋都有覆奏报告，经当地官府有司查拿审询有关商牙，结论是“实无商约勾引情事”[37]。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英国商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之类。至于各级官吏“抽肥获利”，大凡所有港口一概如此，只是当时广州问题比宁波严重，英商才奔宁波而来。
杨应琚的奏疏引起了乾隆对宁波通商问题的重视，他是否察觉到其中的地方利益？不一定。与杨奏一道起作用的还有浙江提督武进升的奏折：“据武进升奏，（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宁波头洋有红毛船一只收泊等语。其一切验放交易，自应照旧例办理。但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间有遭风漂泊之船，自不得不为经理。近年乃有多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其如何稽查巡察，俾不致日久弊生，不可不豫为留意。如奏内所称船户噶喇吩至噶喇吧地方，同来过夷商味啁、通事洪任辉，驾船来宁等语。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可传谕该督抚等，令其留心。”[38]作为封疆大吏地方军事长官的提督是从海防去看待对外贸易，无可过多指责。但其所奏却与杨应琚相互映证，在乾隆心中起到作用之后就不止是海防问题了。用增减关税和陋规杂费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不失为有效手段，但那应是有利于发展全面贸易，而不是为了防夷而关数门开一门。广州税重不减，宁波税轻加重，重至外国人在浙省几乎无利可图，不得不回到广州去。税率提高到多少呢？“我们把道爷给的折子仔细阅读，船钞一项为3500两（规礼银1950两除外），生丝、茶叶和瓷器的税率比广州高达四倍。”[39]这就叫作“不禁之禁”法。乾隆自己也诠释道：“本意原在令其不来浙省而已，非为加钱粮起见也。”[40]
在乾隆皇帝如此“宏观调控”下，中西贸易的肥水又向广东流去。不过，杨应琚很快就感到尴尬了，他被调任到因他而失利的浙江去做闽浙总督。他没料到人事变动有这么快，自己为广东争利之举行将成功之时，却要离开“富饶”的两广总督的位置。[41](www.xing528.com)
乾隆调杨应琚去闽浙的主要意图，是要让他去查办海关事宜。杨应琚于二十二年七月上任，十月即有奏折上呈，很自然，他不会做那种“到了那山唱那歌”的蠢事，他必须维持“原判”，并不折不扣地按主子的意图办事：“闽浙总督杨应琚奏：臣奉谕旨赴浙，查办海关贸易事宜。伏查粤省现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交易，便益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趋浙。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现议浙关税则，照粤关酌增，该番商无利可图，必归粤省，庶稽查较为严密。得旨：所见甚是。本意原在令其不来浙省而已，非为加钱粮起见也。且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而百姓生计亦属有碍也。”[42]在乾隆的谕旨里，似乎广东洋商的利益与百姓的生计比浙江的更为重要，其实不然，实是浙江的海防比广东更为重要。杨应琚为广东争得了重要的经济利益之源，中西贸易由广州一口独得因此而在政策上明确下来，广东官、商、百姓都不可忘记此公大恩大德。《东华录》记载了“广州一口对西贸易”制度在决定的那一时刻乾隆皇帝是怎么说的：
（乾隆二十二年）杨应琚等所奏，勘定浙海关征收洋船货物，酌补赣关船税及梁头等款，并请用内府司员督理关税一折，已批该部议奏。及观另折所奏，所见甚是，前折竟不必交议。
从前令浙省加定税则，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不过以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办止能得其大概，商人利析秋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强其舍浙而就广也。
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但此等贸易细故，无烦重以纶音，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对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
若可如此办理，该督即以此意为咨文，并将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尧，令行文该国商总，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
看来番船连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于避重就轻，宁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诱，并当留心查察。如市侩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事，皆当严行禁逐，则番商无所依托，庶可断其来路耳。如或有难行之处，该督亦即据实具奏，再将前折随奏交部议覆，可一并传谕知之。[43]
乾隆的这些话，有不少是他的实话，即重海防，轻外贸，重王权，反异教；也有一些是歪话，难道浙江就不是“地窄人稠”？浙省沿海居民就不是“大半藉洋船谋生”？歪话之所以歪，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在发展对外经济上，不在以海洋经济强国的战略上。
看来，杨应琚和广州口岸一同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用，杨应琚虽“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无分彼此”；广州口岸则统摄西方各国对华贸易，不论英商美商。广州一口贸易制度“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不假，但这是在牺牲浙江市场的前提下实现的，是在加大广州市场中如丝货、茶叶等世界市场所需的大宗商货成本，或者说，是在减少中国商人与世界市场互动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当然，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去审视，这是在强权专制公平、高压干涉市场的条件下实现的。最高决策者不容有与任何人商量的余地。
浙江的官员、商人对红毛番的热情欢迎很快变成了尴尬的逐客；而对贸易前景十分乐观的洪任辉等英船英商在宁波只做成了一次生意。[44]“浙抚已奉新令，悉毁英商旅廨，闻其舟泊舟山，遂发令驱逐，断其岸上接济之食物。洪任辉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宁波，并讦粤海关积年规弊。奉旨诘责，饬将洪任辉由旱道押赴广东。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奉命‘著福州将军以钦差赴粤按验’，苛勒有状，将监督家人问罪。又因洪任辉不应违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门，圈禁三年，始释之。自此，诸番通市粤中，奉法惟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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