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管理建议：派驻官员实行周到管理

不仅对消极海禁持反对态度，主张开海贸易，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方面建议的是庞尚鹏和霍与瑕。庞是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万历初以御史巡按闽浙；霍为嘉靖礼部尚书霍韬之子，也是南海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官至御史。

庞尚鹏的《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24]不是再纠缠于禁还是通的问题，而是针对澳门贸易管理中的新情况提出自己的积极性建议：“往年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余番商私赍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衙门，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焉。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每年夏秋间，夷舶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篷栖息，迨舶出洋即撤去，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诡形异服，弥满山海，剑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索性然也。奸人且导之凌轹居民，蔑视澳官，渐不可长。”作为一个王权之臣，当然要考虑到这种由于弛禁通商而管理又跟不上去的“乱”将出现的后果。“若一旦豺狼改虑，不为狗鼠之谋，不图锱铢之利，拥众人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俄顷而至，其祸诚有不忍言者，可不逆为之虑耶？”问题不可谓不严重，这很有可能引发持禁论者大发议论，当时的事实也是各种意见措施也都摆到了桌面上来。庞尚鹏首先对几种或消极防守或激化矛盾的意见提出了质疑，其一，“议者欲于澳门狭处用石填塞，杜番舶潜行，以固香山门户”。填石塞海以阻商民来往，实际上也是一种禁。庞尚鹏指出：“驱石塞海，经费浩烦，无从取给，举事当待何时？”其二，“或欲纵火焚其居，以散其党，为力较易”。这是一种激化矛盾的办法。“往年尝试之矣，事未及济，几陷不测。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随，伺我动静，可复用此故智耶？”其三，“议者又欲将澳以上，雍麦以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官一员，驻札其间，委以重权，时加讥察，使华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盘之后，验执官票者，听其交易而取平焉”。这便是一种管制性的措施，听上去如同在消极防守和激化矛盾之外又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是亦一道也。然关城之设，势孤而援寡，或变起不测，适足以为桀骜之资，岂能制其出入乎”。他认为这种管制性的措施并不是上策。他的措施是：“安边者贵消祸于未然，怀远者在伸威于既玩。臣愚欲将巡视海道副使移驻香山，弹压近地，曲为区处，明谕以朝廷德威，厚加赏犒，使之撤屋而随舶往来。其湾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旧例。如或徘徊顾望，即呈督抚军门亲临境上，慰谕而譬晓之。必欲早为万全之虑而后已。若以启衅为忧，则祸蘖之萌，亦当早见而预待之。况有旧澳见存，皆其耳目所亲见闻者，彼将何从执怨乎？番舶抽盘，虽一时近利，而窃据内地实将来隐忧，党类既繁，根株难拔，虽百其智力，独且奈何？或谓彼利中国通关市，岂忍为变。孰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殷鉴不远，明者睹未萌，况已着乎。急则变速而祸小，缓则变迟而祸大。惟督抚军门加意调停，从宜酌处，毋逆其向慕中国之心，就于通事中择其便给者，优以殊格，使掉其舌锋为说客，开示祸福，以阴折其骄悍之气。自后番舶入境，仍泊往年旧澳，照常贸易。无失其关市岁利。复严布通番之令，凡奸人之私买番货畔民之投入番船，及略卖人口、擅卖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习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为射利之图。区画既定，威信潜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御之者，悉遵旧例施行，则诸夷自将驯服，而默夺其邪心，即祸本潜消矣。”庞尚鹏的措施很明白，对待夷人，不可一概论之，防夷之心不可无，但必须区别待之，夷人来华并不是为了起乱，而是为了经商谋利。对那些真心来华贸易之夷商应以周到的管理对待，“毋逆其向慕中国之心”，而对其他那些奸邪之人、祸乱之行，应及时消除于未萌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派驻官员去贸易近地切实管理。管理之方，应是德威并重，赏惩分明，依法办事，从宜酌处，才能夺其邪心，消其祸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处理澳门贸易“混乱”的措施里，消极对待的三种办法：塞阻——禁止，火焚——消灭，关卡——管制，正是明代中叶以来朝廷中持海禁论者力主的三大主要措施，而管制之法往往是持禁论者与主通论者相互妥协的折中办法。庞尚鹏则把这三种全部否认掉，提出比较积极的措施，应该说是把主张弛禁通商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霍与瑕的《上潘大巡广州事宜》^[25]又比庞尚鹏更前进了一步，针对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中诸多弊端，直指其因在于官吏的怠惰和侵商：“近日闽浙有倭寇之扰，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趋广州。番舡到岸，非经抽分不得发卖。而抽分经抚巡海道行移委官，动逾两月，番人若必俟抽分乃得易货，则饿死久矣。故令严则激变之祸生，令宽则接济之奸长。近来多失之宽，恐侮敌玩寇，闽浙之祸，将中于广州也。”何谓“令严”？就是官吏以令苛刻商民，令严，犹如猛于虎之苛政，故“激变之祸生”；何谓“令宽”，就是官吏怠惰，办事拖拉，守法番商等官办事不知何年何月，商货受损，船期错过，不得已，只有行奸违法走私，于是“接济之奸长”。所以，弛禁通商之中，也并不是一切太平，政府既然不肯放弃对市场的管理之权，就应有得力管理之人才，没有这般人才，其结果便是“管也管不好”。霍与瑕的思想当然还不可能达到“政府不应干涉市场”的水平，但他提出了政府应该管好市场的建议，管不好的现象不能继续下去，这是他在当时的过人之处：“以此年久岁深，恐奸人嗜利无巳，或诱为强横，而教猱以肆其奸；或投为爪牙，而假虎以煽其焰，则广州之民涂炭矣。”(www.xing528.com)

他提出的三条建议：第一是官员廉能，工作紧凑。“大约番舶每岁乘南风而来，七八月到澳，此其常也。当道诚能于五月间先委定广州廉能官员，遇夷船一到，即刻赴澳抽分，不许时刻违限，务使番舶到港不俟申覆都台，而抽分之官已定。番货在船，未及交通私贩，而抽分之事已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此当预者一也。”第二是公开办公，免除贿赂。“于六月间先责令广州府出告示，召告给澳票商人一一先行给与，候抽分官下澳，各商亲身同往，毋得留难，以设该房贿井。此当预者二也。”这两条如能实施，利处很多。“抽分早则利多入官，澳票先则人皆官货，私通接济之弊不禁而自止矣。上益国课，下芟民奸，默锡苍生之福，潜消未形之祸，莫切于此。”第三是容民恤商，以固海防。当时广东沿海官兵并无充足战船备战，主要是依靠临时征调海商运盐艚船作战。“其广东沿海备倭兵将原有可恃者，以东莞香山多走海南，及生盐艚船轮差守御，舟巨而士勇，习于风涛战斗之险，无有畏敌之心也”。但是，“闻近日上司不行存恤，诛求厚而征调烦，商人多告去者”。霍与瑕认为：“夫商人利微而害大，则不愿走洋海之货，不愿走海则不作大艚，不作大艚则上无以应备倭之差，下无以养敢死之士，敢死之士无以依，势将他图。此所谓弃干城而籍寇兵者也。”由此可见，能否容民恤商，不只是关系到市场的安定发展，而且还直接影响海防的稳固，于是他据此而提出了恤商建议：“大易有之，惟能容民，即所以畜众。今能恤海商，即所固海防也。”

霍与瑕之论，在当时是直切时弊，他提出的三条建议，全是冲着直接影响市场的政府“机构”的操作者——官吏而来。他虽然未能更先进地跳出海防为重和政府干涉市场的传统，但他的“预言”至少可以供政府用三百年，如果明清两代朝廷愿意用的话。要知道，从明末到清末，官员怠惰、贿赂横行和官吏侵商是政府“管理”商人参与世界市场活动过程中的三大痼疾，很多利国利民利商的好事都栽在这三大虎口里。

从总体上看，到明末，主张弛禁通商之论逐渐占上风，嘉靖中叶以后到明亡，“通”多于“禁”，这是明末内、中、外三层贸易带上的商民得以展开贸易，或合法或不合法地参与世界市场互动的大政策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禁海”与“通商”不同意见又因利害关系有不同分属：地方官员更多主张“通”，中央官员则更多是“禁”。主张“通”者大多出身于沿海，或任职于闽粤；主张“禁”者则很少与海有什么关系。看来，“禁”与“通”不仅关系王权政治利与害，还与持论者个人出身经历、所属地区经济、为官职责政绩构成密切的利与害关系，并直接导致其判断价值。如果说明代在禁海与通商的争论中已表现出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清代，这些问题已经更明显地在实践中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