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海结论：冯璋的海防观点及启示

阔论海禁者，当推冯璋、王忬。

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慈溪人冯璋有《通番舶议》^[9]，内中引据律典，权衡利弊，得出禁海结论。他从明初的海防措施谈起，引出数条律典，旨在重申祖宗之法。“但查福建地方，东滨大海，外控诸番。国初于腹里军卫之外，增置镇永平东边海四卫、玄钟铜山陆鳌莆禧等边海一十三所；增筑边海城垣大小五十余处，统兵十万，费粮百万。于外又增烽火小埕南日浯屿铜山五寨、玄钟一澳、洪淡等四十四巡司。沿海设官，制度森密，无非所以重边计而防后患也。又查《大明律》内一款：凡缘边开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奸细走透消息、探听事情者，盘获到官，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得实皆斩；经过去处守把之人，故纵隐匿者，与犯人同罪。又一款：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又问刑条例内一款：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又一款：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其明刑敕法，禁谕森严，亦无非所以虑后患防未然也。”有了祖宗“成宪”，他似乎理直气壮，直指弛禁通商为“贪顾目前”。其云：“今若贪顾目前，一旦开税，华夷无限，山海路通，此往彼来，略无禁阻，番人狡狯，凶悍难测，万一乘机生事，扰乱地方，与祖宗建置军卫、颁示律条、杜患防微之意，甚不相同，职等叨居地方，利害所关，不敢轻议。”

他不能回避已经出现的沿海商民以种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参与世界市场互动和对外贸易已经给国家带来的税收利益，但他以分析弛禁通商将带来的后果的办法将此一概否定，认为是有害无利。他把通番商民一律打倒，“既称通番之人，必是积年在海强徒恶少，舍命轻生，眇视官法。货船到岸倘不赴官，四散湾泊，躲名匿税，官府不免拘拿，因而拒捕伤人，又须调兵征剿，恐其利未得而害先至也”。即使有若干收益，国家并无开税之利可获。“又如商贩所来，不过胡椒苏木等件，民间用之不多，食之有限，贩来既盛，价值必轻，二三年后，商人无利，势将自息，徒有开税之名，而未见开税之利，所可预料者也。又有奸猾商人，将带中土丝棉段布磁铁贵货到彼番国，不换货物，止卖金银，回还之时，将船烧毁，潜地逃归，徒有开税之名，而终无可税之实，势所难禁者也。”并指责对外通商是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且接济番夷兵器，将贻害无穷。“其初番中本无盐硝火药，亦无铳炮器具，后因中国之人接济往来，私相教习，违犯严禁，将带出境，以济番人之用。如佛郎机大铳鸟铳手铳，为害最大。然犹惧有法网，交换未多，番人以为难得。若今明开通税之门，略同互市之法，火铳火药公然交易，得番人无用之物，济番人有用之器，是持其柄而授之兵也。”还责难对外通商是助长恶俗，扰乱社会，无补国计。“又见漳泉恶俗，童男幼女，抵当番货，或受其直而径与其人，而赚得其货，或委身而甘为赘婿，或连姻而藉以富家。番华交通，一至此甚。今若大开纳税之门，直启交通之路，生人混淆，夷夏无别，其害将不可收也。又况泉漳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设使宽立科条，明许通税，顽民借口，势宗擅权，出海者愈多，而私贸私易者不过治以笞杖之罪而已，自此益无禁忌，恐其法坏于上，利归于下，无补国计之分毫也。”总之，弛禁通商无利无补，反而误国害民。

冯璋又再举历史立论：“又查前朝旧规，如南宋末年，开税交广之间，然所获止于牙料品香无用之物，无资中国之用。元人嗜利而终启日本之祸。末年仍有张士诚、方国珍海上之变。我国家方舆万里，太平二百有年。圣明在上，庙堂谋猷，当为圣子神孙万世宏远不易之定计，不当为一时之权宜，以贪小利。”这显然用的是断章取义之法来选用历史，目的在于申明他的通商致祸，禁海得利，告诫人们海防之重大，绝夷之重要。“且夫洪武开基之初，首重海防，迁海岛之居民，以绝其招引之衅；绝番夷之贡献，以塞其往来之途。永乐以后，罢海运而开会通之河，宣德年间弃南交而杜雷廉之道；至如高丽通贡，不许泛海于登莱；琉球来王，示必严兵于福海。此皆我圣祖列圣用意之深，而今可以三思者也。又今防海人员，咸苦哨捕之役，百计谋脱，常思逃去，今见交通之法既立。疏怠之心渐生，武备不修，坐安岁月，而穷山绝岛之夷，闻风远来，致生他变，不可阻遏。废先朝世守之规，恐其一坏而难复；生后人无穷之衅，恐其既开而难塞。”(www.xing528.com)

冯璋的论点、论据乃至论证方法并不新鲜，都来自于前人，也被后来力主禁海禁商者仿学。

王忬是太仓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三十一年（1552年）曾以佥都御史任浙江巡抚，提督军务，但两年后即因措施不力，倭乱益凶而被劾改任。他的《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10]同样从明初海防之论出发来讨论时事，得出不仅应加强海禁海防，而且必须火速加强。他的引经据典比冯璋跑得更远，可谓是追溯到源头了：“臣惟《春秋》之义每于华夷之限，而祖宗之制尤重于倭寇之防。国初于沿海要害处所设立卫所，分布兵船，武备振修，规制详密，自非通贡之国、互市之地，夷人番舶，俱绝往来，以故海滨之民，安生乐业，亦赖无内奸以勾引之也。”华夷不相往来似乎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法宝，“防”之措施似乎成了国泰民安的根本，这种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寻求安定富强的观念同样成了禁论者的思想武器，在这样的思想武器的视野里，任何走出封闭圈的人和行为都是罪恶。“迩来漳泉等处奸民，倚结势族，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诱博诸夷，日引月滋，倭舟联集；而彭亨佛郎机诸国相继煽其凶威，入港则佯言贸易，登岸则杀掳男妇，驱逐则公行拒敌，出洋则劫掠商财；而我内地奸豪，偃然自以为得计。如去岁倭船三十余只，统领倭贼数千，久泊泉州之白沙，所过一空，声震城邑；宁波贼首，则身穿绯袍，直入定海操江亭，而官军闭城求哀，不发一矢，即令各岛诸夷窥我浅深，愈见猖獗，非独有损国体，而将来之祸更有不可言者。臣仰叨重寄，岂敢延度岁月，养成痈疽。”于是他“海防军机关系紧切，反复参酌”，列出十条海防措施，“伏乞敕下该部再加查议，速为题请施行”。

冯、王二人以及当时其他持禁海之论的人共同之处：一是高举祖宗“成宪”“国初之制”，二是强调倭祸夷患的严重，三是贬斥沿海商民全部通番行奸。有此三条，商贸之利、民众生存等等海洋经济就根本不在统治者考虑之列，王权政治稳定高于一切的利害关系是任何一个依靠专制管理人民的君主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人民贫穷事小，王权稳定事大。所以在真假倭寇频繁侵扰时期，禁海和禁止对外贸易便成了嘉靖年间频频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