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神灵崇拜：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海洋经济活动

神灵崇拜在人们的需要与重复中成为习俗，商人对神灵崇拜的具体行为是处于一种日常性的必做之事的状态中，所以，不像碑文、呈词和祝文中那么慷慨渲染，而是显得十分的自然又十分的虔诚，有意识又无意识。这正是习俗作用时的典型特征。他们相信神灵是灵的，关键在于俗话所说的自己心诚不诚，心诚则灵。在海商的意识中，大海无情，商海也无情，崇拜神灵，不可马虎。

《丰利船日记备查》为中国商船“丰利船”船员陈吉人在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初三日至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所记的日记，记录了该船前往日本和停泊长崎的航海和贸易情况，^[70]是一份研究19世纪中叶中日民间贸易和中国东南商人航船经营管理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其中也有他们的神灵崇拜活动的记录，这里我们选择有关神灵拜祭活动的记录（少量简单重复的不录），作为个案来窥探东南商人在由中层贸易带向外层贸易带活动时是如何进行神灵崇拜活动的，并可由此而上窥明清时期海商的神灵崇拜特征：

十一月初二日　清晨，乘轿到各东翁并诸友处辞行。下午，至公司。是晚，吃顺风酒。

初三日　未刻，领簿子，候船主。领簿毕，同至楼上，拜天后圣母。下楼，拜关帝毕，即向诸东翁拜辞。诸东翁送至船边，舟子敲锣开放……

十三日　巳刻，两船主、副乘轿同往各庙拈香毕，趁轿拜客……

十四日　晚膳，贾益兄在乍口公司请顺风酒……

十八日　清晨，西局主、副来拜。午后，本局主、副往答彼局，两船今日应吉，拈香，拜客……

二十七日　晴。巳刻，见五岛山。其时，乾戌风，微雪。即至尾楼，拜天上圣母……

二十八日　晴。……未刻开针，晚间拜仙人，送金箱，十四付……

十二月初一日　晴辰刻，至将台，拜圣母……

初六日　阴……酉刻，进港，交办。即至将台，拜圣母……

初七日　辰刻，收针，同伙总舵，拜圣母……

初八日　睛。辰初，本馆各殿焚香……

十三日　晴。正六点，吃起货面……

十五日　立春……巳刻，先在本库烧香毕，即一揖拜春。然后馆内各殿拈香，至公堂见各番皆一揖道喜……

二十日　晴。起货至未刻，二十驳，业已洗舱。两老大同总管请香位一并上番……

二十八日　晴。子初过年，同至扶梯头，先拜圣母，用三牲一付、猪头一枚、素果十碗，并羔元宝仙茶、酒等，随后到各殿拈香。回到本库，在圣母前奠酒，再拜毕……

大除夕　雨。……晚膳大年夜饭……吃毕接灶一拜……

元旦　晴。丑初，在扶梯头拜圣母后，即在各殿拈香，并至各番弟兄棚子拜年。回至本库，各友团拜贺岁。小公司叩头恭喜。辰刻，同熙翁再到各殿，自烧年香毕，然后一同至二番拜年……

初二　雪。辰刻，在扶梯头拜迓福，至二番吃点心毕……

初三日　晴。正六点，至二番吃清库面……

元宵　晴。辰正，各殿拈香毕，竟出公堂……

十六日　巳初，本库拜迓福……

二十日　晴。二番船做上番好事，至东明山拈香。出公堂与回来皆须一揖恭喜。晚间至二番吃上番好事酒……

（二月）初二日　阴，大风。巳刻，扶梯头拜迓福，出去土地堂拈香。今日乃福德正神诞……晚间，土地堂撒羹……

十四日　晴。清晨各番同到悟真寺春祭拈香……

十五日　清明节　雨。清晨先至扶梯头拜圣母，再往馆内各殿拈香……

十六日　阴。巳初，拜迓福……

十九日　大士诞　巳初，至观音殿拈香毕，即出公堂……

二十日　晴。巳初，出馆至大德寺拈香，乃天满宫菩萨九百五十诞辰，系僧人来请，四番皆往。素斋毕，邀看戏文，皆孩子所串……

二十二日　晴。四、一番下头番，卯刻在扶梯头拜圣母毕，即至一番本船老大处送行。至公堂一切并送老大顺风与昨同。货库收一百箱头铜。友大叔去，自同伙长公小总管至大船，俟值库香供请菩萨至船……

二十六日　晴。辰刻，至二番吃看包头面毕，即往会所，自在外看秤吃……

三月初一日　晴。巳初，馆内拈香……

初二日　阴。晨，吃装包头面毕，与一番主、副同至梅寄（崎）装海带……

初三日　阴。巳初，四船主、副至稻荷社拈香……

初九日　晴……辰刻，挹翁送来酬仪钞一百五十两，内扣天后宫提缘十五两……

十三日　睛。黎明至二番吃出货面毕，回库少停，即往货库……

（四月）十三日　阴。巳刻，先在馆内圣帝殿拈香毕，至公堂同两在留总管往梅崎下船，到圣福寺拈香，乃年例关帝诞也……

（七月）二十三日　睛。巳初，同杨二叔、江十叔两总管至福济寺拈香，船去。乃年例天上圣母诞也……

（九月）十九日　晴。辰至观音殿拈香……

二十三日　睛。年例天上圣母诞。出馆至兴福寺拈香……

上述拜祭活动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传统的斋礼之日。如初一、十五要拈香，拈香的过程就有拜礼。

第二类，圣诞、神诞之日。天上圣母诞辰、关帝诞辰、观音诞辰、福德正神诞辰、天满宫菩萨诞辰。

第三类，行船、商务中较重要的大事。如开船、送行、开针、收针、船至特别地点（见五岛山和至将台）、应吉、上番、下头番等。

第四类，年节。过年、除夕、接灶、元旦、清明、立春等。

第五类，参与当地的风俗活动。如到当地的寺庙拈香，应邀吃斋、观戏等。

海商们崇拜神灵，圣母被拜次数最多，船上有特定的神位，在尾楼上的扶梯头。关帝神位在楼下。“馆内各殿”，此“馆”为会馆，有“观音殿”“圣帝殿”。没有说到有“圣母殿”，但是三次说到先“至扶梯头拜圣母，再往馆内各殿拈香”，又两次说到天上圣母诞辰之日，出馆去兴福寺拈香，是否会馆内果真未设“圣母殿”？又说到“公堂”，当是会馆别称。又有“本库”，“库”即货库，内有“圣母像”。在上述五类拜祭活动中，第二、三类可以看作是行业性的，第一、四类是本土风俗性拜祭，第五类则属于入乡随俗应酬性。但无论哪一类拜祭，也无论哪一种性质的崇拜，中国商人并没有超越风俗性的地方色彩和实用性的功利动机。由此可见，商人并没有比农民、手工业工人有更超脱的精神追求。虽然他们在参与世界市场的海洋经济活动中已开始运用“讲钞卖价”这种类似于现代“投标”式的交易方式，并且在长崎贸易中与荷兰人形成三角贸易关系，但他们在精神追求上依然背负着传统，而且是大社会的传统，其它阶层、行业的神灵崇拜习俗就是他们的习俗。他们在这种传统中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自在。反之，如果没有这种崇拜，他们反倒不自在了。与其它阶层、行业不同的是，在他们的商船上，必须“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他事事”。“司香”一职又称为“香工”，专门负责船上每天的祭拜之事，其职之专，其事之要，不亚于船主。而船主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率众顶礼”。^[7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与世界市场的互动作用中，商人社会，从其社会构成到深层观念虽然有了一定的变化，但变化不大，特别是深层观念意识形态并未因经济行为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某些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制度）在“机构”和意识两个层面上“控制”着商人，令人深深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固执和广博包容的力量。

商人在经济行为中以其对利润的追求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和王权政治制度一定程度的反叛，并与近代世界市场发生积极的互动行为。在商人社会的构成层次中，业缘层次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其中主要表现为会馆行为。但是血缘和地缘层次在与业缘层次的并存中互相纠合，而且业缘层次核心仍然是血缘关系，其次是地缘关系，商业活动中的经营组织构成和信用程度仍以血缘为基础，然后是地缘。这种“习俗”在有利于家族实业发展的同时，却不利于社会由古代向近代发展。因为中国整个的“国家”“机构”基础都是建构在这样的“家”和“家族”“机构”之上，千千万万个宗法共同体组合成了“家”天下的一姓王权共同体，血缘和地缘关系在保护同宗同乡的同时，限制了业缘关系本应有的更大的发展，同行关系往往被同宗同乡关系分化而不利于行业的迅速发展，使大社会难以形成适合近代社会商业经济活动的氛围，有竞争，却并没有发展近代竞争的机制。

造成业缘发展中仍然不得不以血缘关系为重心的原因是传统的伦理文化的巨大力量，它直接决定了商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商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商人们的身份意识首先不是经营者，而是伦理关系中的种种身份，这对商人的经济个性更多的是起着消极压抑作用。

在商人们身上起到更大消极作用的是商人心态。由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管制和海外贸易限制政策，使东南商人处于一种压抑的社会环境之中，明清历代政府虽然不乏恤商之论，但只是把恤商限制在有利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范围，严格说，是限制在事业的范畴，恤商不过是关注商业，在伦理上仍然是抑商，是对商人的残酷打击和蔑视甚至敌视。商人们在这种受压抑的心态中从事海外贸易，其原有的冒险精神往往会变成不顾一切的行为。

属于人的深层次意识形态的神灵崇拜，它比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还更深一层，且具有潜意识或下意识特征。与西方宗教的超越性、理性、绝对性特征不同，中国的宗教在更大的范围内实际上是一种世俗性、感性、相对性同时又有包容性的民间的神灵崇拜，是一种与西方宗教截然不同的“准宗教”，不同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功利性。无论是今生功利还是来世功利，从来就是中国平民百姓崇拜神灵、信仰仙佛的动机。东南商人们并无例外地固守这一特征，只能说明两点：一是商人们在自己的意识形态深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大社会的习俗控制，并没有比其它阶层和行业的人们更多的超越；即使他们建立或修订出若干诸如行规盟约的“习俗”，也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大社会“习俗”的控制。二是商人们并不只是商人，即使是参与了近代世界市场互动活动的东南商人，他们大多数人同时还是士绅、农民、手工业者、读书人，或者是官僚、吏员、士兵，或者是船员、渔民等等，他们既不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或修订出更切合他们行业的又适应时代发展的独立的“习俗”制度，更不可能创立或改革出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宗教来作为支持自己谋利行为的观念系统或精神体系。

【注释】

[1]［美］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34）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7页。

[2]参见彭泽益《导论　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工行会史料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页。

[3]杨国桢：《序》，见王日根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北京）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5页。

[6]康熙五十七年《（北京）修建临襄会馆碑记》，《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23页。

[7]［日］东亚同文会编，刘祖培编译：《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日文版），明治40—41年（1907—1908年）日文版，宣统二年（1910年）中文印行版，见《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91页。

[8]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1页。

[9]《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前言”。(www.xing528.com)

[10]吕作燮：《南京会馆小志》，载《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

[11]《导论　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9页。

[12]《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第29页。

[13]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2页。

[14]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上海县为江西会馆房产立案告示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35页。

[15]《导论　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9页。

[16]本个案材料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支平先生提供。

[17]雍正《石崖许氏族谱》卷四，《纪实篇》第七，《状志录》。

[18]福建晋江大仑：《蔡氏族谱》，创修于明代嘉靖乙丑年（四十四年，1565年），重修于清代雍正辛亥年（九年，1731年），引自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19]《闽书》卷三八，《风俗志》。

[20]光绪《龙溪县志》，《风俗略》。

[21]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

[22]［明］蔡清：《寄李宗一书》，《文庄公集》卷二。

[23]《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44页。

[24]［明］俞大猷：《呈总督军门张》，《洗海近事》卷上。

[25]《编年史》卷三，第81页。

[26]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189，第189页。

[27]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189.第112页。

[28]以上两件书信由杨国桢师提供。1994年4—10月，杨国桢师应邀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所藏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题为“English Merchants in China（East India Company），1795－1809”，即《英国商人在中国（东印度公司），1795—1809》（收文起始时间有误，见下），编号F.O.233／189。内容为毛笔竖写的清朝官方公文和广东十三行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的信函，最早的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防范外洋夷船条规》，最晚的是嘉庆十三年十二月（1809年1—2月间）署名“洋行十三家同具”的书函，显系嘉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所雇用的中国买办抄录的中方公文函件存底簿。该抄本所收公文，大多可以从中国历史档案中查检，而广东十三行商人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的函件虽然只有嘉庆六年（1801年）、七年和十三年的30件，其中与许地山先生校录的《达衷集》重复互见的5件，但对于研究广东十三行及其行商，对于研究中西贸易史、外交史等，弥足珍贵。最近，杨国桢师已撰文对此作了介绍和初步研究，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24页。

[29]《编年史》卷三，第81—82页。

[30]《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4页。

[31]引自［泰］沙拉信·威拉蓬《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中国东南部的贸易组织》，葛治伦译自作者《清代中泰贸易的演变》，《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第88页。

[32]广东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引自《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

[33]《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24页。

[34]［明］傅元初：《请开洋禁疏》，《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福建》。

[35]《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初九日，《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第605页。

[36]《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38页。

[37]同治重刊本《福建通志》卷二六七，《明外纪》。还可详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三四七、三六三和《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等。

[38]［美］马士《H.B.Morse》：《中国行会考》（The Guilds of China），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87页。

[39]《石崖许氏族谱》卷六，《状志录》，《清处士故考芳圃许公圹志》。

[40]《石崖许氏族谱》卷六，《状志录》，《清处士故考芳圃许公圹志》。

[41]《石崖许氏族谱》卷八，《家言录》。

[42]《大明律》皇明制书卷一三、一四，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万历刻本影印本。《大清律例》卷二〇，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排本。

[43]［清］郝玉麟等奏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台湾“故宫博物院”《雍正朝宫中朱批奏折》第23册，引自韩永福《清代前期的华侨政策与红溪惨案》，《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第103页。

[44]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潘思矩奏折，乾隆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引自韩永福《清代前期的华侨政策与红溪惨案》，《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第103页。

[45]《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三四六。

[46]《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47]《蜃楼志》，第一回《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第二回《李国栋排难解纷苏万魁急流勇退》，第九回《焚夙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

[48]《粤剑编》卷三，《志外夷》。

[49]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太子少保、提督福建水师总兵官、右都督施琅为证明乘南风进剿澎台“无不摧枯拉朽之势”，于六月初组织快船试探澎湖。初四日午刻，从漳浦东南的古雷洲开船次日未时到达澎湖列岛中处西南方向的猫屿。初六日未时各船返回，初七日到大境，初八日到厦门港归汛。可见快船去澎湖只需十三个时辰，即二十六个小时。见施琅著，王铎全校注：《决计进剿疏》，《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50]《华人在马尼拉》，《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第122页。

[51]《杜骗新书》和《编年史》中有大量的例子。

[52]陈东有：《明清“抑商”二分说》，《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53]这两次事件的起因有多种说法，这里采取周景濂的分析，见《中葡外交史》，第5章和第6章。

[54]《粤海关志》卷二五。

[55]《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第280页。

[56]［清］李世熊：《钱神志》卷六，《庆府第十·济世成道》。

[57]嘉庆元年（1796年）《重修江西会馆乐输芳名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45页。

[5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305页，第269号。

[59]《旧镇关帝庙宪示碑》，王文径编：《漳浦历代碑刻》，漳浦县博物馆1994年编印，第85页。

[60]此碑文未曾刊布。1995年3月，我应邀出席东山县主办的“纪念黄道周诞辰41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参观关帝庙时，于庙之前殿天井西侧墙边发现此碑，录下此文。原文是竖排。为尽量表现原格式，未断句加标点。

[61]光绪六年（1880年）《重修莆田县湄洲天后宫碑记》，《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339页，第301号。

[62]《元史》卷一〇，《世祖纪》。

[63]参见《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第287—289页。

[64]《关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收藏的（唐船之图）》，第153页。

[65]《涵江天后宫奉宪示禁碑》，《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269页，第234号。

[66]咸丰七年（1857年）《重建泉漳会馆捐款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9页。

[67]《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第186页。“祭祀”有“协天大帝，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壮缪也”“天妃”“舟神，不知创自何年，然舟人皆祀之。以上三神，凡舶中来往，俱昼夜香火不绝。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每舶中有惊险，则神必现灵以警众，火光一点，飞出舶上，众悉叩头，至火光更飞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毕竟有一事为验。或舟将不免，则火光必飏去不肯归”。

[68]见《两种海道针经》，《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定罗经中针祝文》。

[69]道光十二年（1832年）《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5页。

[70]本资料来源为日本学者松浦章著《中国商船的航海日志——关于咸丰元年来航长崎的丰利船（日记备查）》一文的附录。《日记备查》现藏于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为线装中文抄本，连同封面共23页。在所记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有丰利船从浙江启航、沿途航线、停泊长崎以及归航期间的情况。其中对丰利船船主、货主、船上人员的组成及其之间的关系，停泊长崎贸易时的看货、议价、出售、卸货等细节均有具体的记载。该资料相对本书讨论的内容来说在时间上稍晚一点，但从其中所见到的习惯内容却非一天两天可以形成，乃是数以百年的“习俗”所为，我们正可以从这个时期的商人行为中去发现此前的历史状态。引自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268页。

[71]《东西洋考》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