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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跨区域神灵崇拜比较

时间:2026-01-22 理论教育 小可爱 版权反馈
【摘要】:由此二特征所决定,商人的一般性神灵崇拜在地域上可分为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神灵崇拜。区域性崇拜是因为商人的神灵崇拜并无更多新的创举,基本上是从家乡人们的乡土崇拜习俗中认定自己的崇拜神灵,将自己的行业功利充于其中。跨区域崇拜可以看作是较大范围的乡土风俗,是若干区域的人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内涵的认同,其功利动机则与区域崇拜是一样的。在跨区域崇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帝崇拜。

商人的神灵崇拜与一般众生崇拜神灵一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即风俗性的地方色彩和实用性的功利动机。所谓风俗性的地方色彩,也就是被崇拜的神灵多是乡土神;而实用性的功利动机则是崇拜者期待着的或认定了的神灵的“灵验”。由此二特征所决定,商人的一般性神灵崇拜在地域上可分为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神灵崇拜。

区域性崇拜是因为商人的神灵崇拜并无更多新的创举,基本上是从家乡人们的乡土崇拜习俗中认定自己的崇拜神灵,将自己的行业功利充于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末年商人会馆的出现多是从同乡会馆模仿而来,商人在外出活动期间多企盼同乡帮助和精神上的宽慰,这也是乡土崇拜成为行业崇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被商人崇拜的神灵原本与发财获利毫不相干,有的甚至与钱利背道而驰。江西的乡土神是许逊,其得道成仙并举家升天的原因是降服了祸害江西人民的恶龙,并到处为民除害。又有传说他在旌阳县令任上帮助那些家贫无以输纳租赋者,“悉令衙后锄园作工,阴点成金埋园内,民掘得之,悉以输纳,然不知为真君所化也”,他“术不轻用,用必济世,又无炫耀之迹,此造化在手,是为众仙之伯”,[56]所以江西人崇其为“真君”,拜其为“福主”“福星”。江西商人则在“除害”“造福”这一抽象出来的功利意义上找到了与自己行业相关之处,商人是否也期待许真君以点金术暗中资助?那倒不一定,许真君由此成了江西商人的崇拜神灵。其当年在南昌囚系恶龙的铁柱之处被崇拜者建立了“铁柱宫”,又名“万寿宫”,此宫位于明清时期南昌最繁华的商埠码头广润门内,是四方商客必去敬拜之地。从此,“万寿宫”也便成了江西商人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上很多地方建设的会馆的俗称。大凡称“万寿宫”的会馆即是江西商人会馆的出处也在此:

旌阳许仙真君,盖江右忠孝神仙也。而实为江右福星,直省府县以及各镇,莫不建立庙宇,崇祀圣象。[57]

许真君崇拜,只是江西商人的一省崇拜,因此,在乡土风俗特色非常突出的同时也就具有了它的狭隘性。作为商人行业的崇拜,局限于一省的地方崇拜直接促成地缘社会群体观念;而固守地方崇拜,进一步强化了地缘观念在业缘观念中的位置。

跨区域崇拜可以看作是较大范围的乡土风俗,是若干区域的人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内涵的认同,其功利动机则与区域崇拜是一样的。在跨区域崇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帝崇拜。

对关帝的崇拜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历史上的关羽父子功德如何,更在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关羽的解释,其解释为忠和义,又由忠而显其诚,由义而显其信;不仅在于历代君主给多少崇高的封号,更在于崇拜者对流传中的关羽事迹的功利认同,其认同就包含着得到已成为神的关羽的庇佑和借关羽忠义精神为特定共同体的凝聚力。所以关帝崇拜,一开始就并非为山西人所独占,而为汉族乃至多民族人所共享。各地商人取关帝为崇拜神灵,各地会馆中普遍设置关帝神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各地关帝神庙的碑记,多为文人雅士所为,然其所撰内容表现出来的既是社会要求的伦理标准,又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俗民的精神追求,也是商人崇奉关帝的根本所在。以福建为例,文人所撰《关帝庙记》云:

我国家厘正典礼,既祀至圣先师孔子于学宫,复令各府县建庙以祀关帝。盖以孔子立万世人道之极,而以帝立万世臣道之极也。尝闻之孔子之言矣。孔子之言曰:“事君尽礼。”又曰:“臣事君以忠。”又曰:“志士仁人,有以杀身以成人,无求生以害仁。”帝事汉昭烈皇帝于龙潜之日,情犹兄弟,义则君臣。恪恭朝夕,数十年如一日,其尽礼也如此;间关祸乱,中道分离,以死自誓,好色、富贵不以动其心,能使曹操奸雄之资内感其贤,敬而礼之,纵之而去,是其忠也;见危遂志,虽死如生,是其仁也。帝学于孔子者也。帝之植立千古者,皆我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如日之中天;帝之神,如水之行地。则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庙祀之遍天下,且与孔子匹也。[58]

这座关帝庙在莆田城东,起于明隆庆年间,后又两次修建。该文作者莆田人陈池养,嘉庆十四年进士,于道光丙申(十六年,1836年)关帝庙再修成之日,撰成此文。颂关帝,以关帝与孔子相提并论,强调关帝所为皆源出孔子,关帝之精神就是孔子之道。关帝最重者为义,而义来源于忠,兄弟之情与君臣之义一也,义与忠亦一也。这是文人依据儒家经典对关帝精神所作的解释,商人则取其中兄弟之义而用之。

漳浦旧镇关帝庙宪示碑文又可作一例。该碑立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碑文虽有一些残缺,基本内容还是可以读出,是地方政府为解决出洋商船水手与船户(主)之间的矛盾制定的地方性规约,此碑文不说关帝之名,却立于关帝庙右墙,强调的当然是人们认同了的关帝之精神:

……查得泉漳二郡船户金得胜等签室泉□□船司故□□□许言,请□勒石□□□□宪萱批示,查□议详等同兹行,据沿海各有属录□覆前来□□□□□□□□□□舵水驾船出海,共图微利,船主客商以资本为重,舵水舵工□□资船主等□□为力,虽有轻重之分,□彼此相依为命,虽无□或其间有失足落水,或因病故,皆由天命,况水手大抵赤身穷汉,岂有谋夺财物以及衅杀之理。设有是口,通船人等岂无隐密?此□闽□□□舵水在□身故,船回之日,每有讼棍教唆示亲,籍命勒诈,捎有不遂,辙以谋害后杀虚之司□□治,经审明之诬而案内人等审候往来未已,苦不堪言,是以督奉前督宪审□示严禁在案,今据金得胜等以延□忍德复职命 严饬示禁……[59]

关帝之义,成为船主商人与水手应该相依为命的原则根据。

就商人个人而言,对关帝的崇拜往往带有祈求保佑的功利动机,这种动机是从关帝作为一个神的效果带动起来的,也是普通民众进入任何一座庙宇时持有的心态。东山县有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关帝庙,该庙虽小,香火一直旺盛,就因为人们认为此庙极灵,不仅保佑在家务农捕鱼者,也保佑出外经商者,因此不仅受到闽南人的崇拜,也常享与闽南有着渊源关系的台湾人的香火。乾隆丙午(五十一年,1786年),云霄县有一商人离乡去南方经营生理,走之前,他带着虔诚的心和7丘水田的田契,来到关帝庙,表达了自己祈求商途平安的心愿,有碑镌文如下(原为竖排,现依原格式改横排):[60]

香灯田牌记

立石牌记人云霄弟子信士陈登魁前恭念(https://www.xing528.com)

关圣帝君威灵显赫登魁欲往南方经营生理虔诚到庙

亲向殿前叩求平安迨回云植福无疆乃自买过梅

安乡水田柒丘受种子陆斗贰升早允贰冬经风结

净税粟贰拾石陆斗伍升又田契二张交寺僧收入

掌管逐年收税纳粮永远在庙为敬祀香灯之资用

以答

关圣帝君保护之恩自喜舍之后无有贰心倘佃户少欠

升斗任从寺僧召佃耕作亦不敢私心授受日后子

孙亦不得生端今有凭自立牌记竖于庙中焉

乾隆丙午年瓜月  云霄弟子信士陈登魁立

光绪丁丑年蒲月孙生员宗礼曾孙太学生柄元孙生员岗重修

陈登魁去南方什么地方经商?这已不是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他在出去之前的心态。对关帝的祈求,他是非常虔诚的,这其中的安排非常细致,用心不可谓之不良苦,商人对关帝崇拜的深层原因可见一斑了。需指出的是,此碑初立于陈登魁离家去南方经商的那年,90年后,光绪丁丑(三年,1877年)又由其孙及曾孙重立,足见世代未忘关帝保佑之恩,也足见关帝信仰之深远。商人们寻求精神上的控制的习俗也就是如此承继了下来。

崇拜者精神上寻求“控制”并不是痛苦的事,反而常常感到能给自己现实中的痛苦带来安慰和帮助。关帝的崇拜,是民族的崇拜,汉民族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各个等级都因自己的功利动机表现出对关帝的崇拜,并以其精神作为一种号召,或以其神灵作为一种庇佑。入清以后,满清王朝对关羽表现出比汉族君主更大的热情,册封频频,封号最高,而民间各阶层、各行业对关帝的崇拜则进入多民族崇拜时期,也是东南商人对关帝崇拜的高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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