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会馆的发育期，清代是会馆的发展期，这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流通的发展阶段特征相吻合。北京、苏州是会馆最多的城市，东南诸省是会馆最多的地区，内层、中层贸易带是会馆最多的地带；清初，闽粤浙商民又把会馆移植于外层贸易带，这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东南商人积极参与世界市场活动的空间特征相吻合。中国的行会起于何时，学界争论不一。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商人兴建的会馆逐渐增多，并用行会活动充实其间。入清以后，商人会馆的行业色彩越来越浓，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行规制度，这与中国行业组织的发展和行会的成熟过程相吻合。[2]会馆成为商业（另外还有手工业行业）行会或曰“同业协会”的空间依托或者说是物质形式，充入行业或行会活动内容和行规制度，使会馆由同乡联谊性特征进到同业运作性特征，毕竟在社会经济变迁中前进了一步。
商人社会是最典型的流动社会，“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并不轻视家乡，在茫茫多险的商海上，在前程难卜的商途中，在人心叵测的大社会里，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家乡的精神抚慰和物质关怀，而且还有像自家人那样可信任的同行，这是建造会馆以承继传统“习俗”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层原因。当先是行业活动进入会馆，后又是行会组织把会馆作为自己的空间依托时，集结同乡加同行（不一定是狭隘的某种专业行业）便成了商人会馆的功能，家乡祭祀、规约加行业祭祀、规约成了凝聚成员的机制。于是具有一种“整合流动社会的功能和机制”[3]的会馆便成了商人建筑在客地的宗法加行法的共同体。每一个合乎参加条件而进入会馆的“行动个体”只要向这个“行动集体”提供经济保证，遵守它的规约（习俗制度），即承诺接受它的“控制”，就可以享受到它的帮助和庇护，纠纷、官司、灾难、破产，还有生病、死葬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年节、喜庆、娱乐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享受。这对在外奔波的商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方便和抚慰，再加上商人会馆参与市场活动，既是特定行会的机构，又是行会行为的场所，评定物价，否定欺行霸市和解决同行之间的纷争，团结同行对付外部的干扰与竞争，对商人经营行为和市场的稳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4]
我们可以从有关会馆的界定中看到商人们从家族社会组织走向地方性同乡和同业社会组织的轨迹：
称会馆，何为也？为里人贸迁有事，祃祀燕集之所也。[5]
粤稽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6]
会馆、公所者，名虽不同，实则无异。有谓会馆为善举而兴，公所为商业而立，然此不过自形式而观之也。盖会馆为同乡所组织，以善举为多，如设丙舍，设义冢，赐贫困者之棺木，教育无资力者之子弟，诸如此类，不遑枚举。然其执行商业上之事务，与公所无异。至于公所所行之善举，与会馆亦莫不同。是以会馆与公所名有区别，而性质上实无区别也。[7]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它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8]
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每逢年过节或每月之朔望，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9]
会馆是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建都北京之后，发展于明朝中叶嘉靖万历时期，并逐渐在全国的通都大邑兴起，清朝已达到了它的兴旺时期，差不多有异乡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就有会馆的出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研究明清历史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结构。[10]
会馆本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为联络乡谊，结成团体，兼营善举，以此作为集会居住的馆舍。其名称，也有称为公所者。因此它是和地域性相联系的同乡组织。[11]
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在会馆的演进过程中，不仅存在着时代发展的阶段性，而且又包含了地域发展的差异性。[12](www.xing528.com)
显然，在流动的社会里，离开家乡在外流动的人们需要寻找到一种与家乡相似的社会环境，以解决在外流动过程中对“家”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官宦、试子、商人是在外流动最频繁的人，首先是官宦把“家”的“习俗”带到异乡，设计出用建筑物的形式在广大的社会里裁出一定的空间，形成这种适合需要的“家乡”，甚至不少的会馆在建筑形式上都与家乡的建筑相同，内里的摆设都与家乡的家具相似，用以祭祀的厅堂也与家乡的祠堂一样。继而是商人对会馆的发展，发展的是会馆的功能，商务活动成了许多商人会馆的主要活动内容。专业行会会馆更具行业色彩，但它与同乡会馆一样从未把“家”和“乡”的内涵丢掉。而无论是专业行会会馆还是同乡会馆，原来的行业和家乡的“习俗”都被继承了下来。
康熙开禁之后，东南许多商人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会馆，其行为比商人对市场的快速反应确实慢一拍，但还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会馆建筑东南地区比北方多，沿海比内地多，而且其功能与活动内容也多有不同。
其一，有的会馆成为商贾为维护自身行业利益而抗争官吏势力的场所，商人在会馆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可以公然声称，会馆“为贮货公所”“本不可为当仕公馆”。乾隆三十九年，吴县钱江会馆被升任吴县的孙某暂借居停一月，用后出还。不料第二年十月间，又有署苏督粮厅刘某复来借用公馆，携有眷属，僭用房屋三十余间。商人只得将货物搬出。不但贮货无所，还得避忌眷属。后来其女眷生产，“污秽亵神”，延借九个月，交还无日。浙杭绸商呈词官府：“苏城省会，官长颇多。设使一官移去，一官复来，习以为常，将来长成官署，异商掣肘，难以名言。为此环吁叩赐饬禁等情。”结果，官府查催刘某眷属迁移，并勒石饬禁。[13]
其二，商务活动已成为商人会馆主要内容。同上案，负责查处的吴县正堂将“奉阁督部堂高批”的禁文勒石公布，其云：
查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返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乏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合行叙案勒石永久。为此碑，仰该会馆司事及各商众人等知悉：嗣后如有当仕借作公馆者，许即屏绝。倘该地方与办差人役混行勒借，一经举禀，定拿究治。其各永远凛遵毋违。
这里面对会馆的解释已大不同于以前的和别处的了。而且，有的人倡建会馆动机纯为商务：
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义倡，邀集同都妥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14]
商务动机的突出强调，是业缘逐渐替代血缘，淡化地缘的表现，是经济行动内容在“习俗”中增多的表现，它为19世纪后期会馆更多地参与商界的社会活动并介入中外商务，从而为进一步减少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提供了条件。
但又不得不令人遗憾地看到，在同乡组织的会馆里，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狭隘的家族主义观念的气氛，这是会馆承继传统“习俗”所导致的结果。“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它所具有的社会进步意义是它把家族主义扩大了，扩大到“同乡主义”或是“同省主义”。入清以后，当同乡会馆又和商人行会组织合而为一时，这种气氛和行业中传统的地方独占性与排他性揉在一起，往往在保护自己同乡或本地同行的竞争优势的同时，给外乡人以不平等的地位。虽然“行业独占的垄断并不曾杜绝竞争”，但是，“商人行会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行规的强制性作用，从流通环节上调剂商品的买卖，不许同行之间‘滥市出售’，限制彼此的自由竞争。为了控制当地市场的交易，防止来自外部的竞争，一方面对外来商贩总是力加限制；另一方面，有些中介商的行会对外客商贩运到埠的大宗商货，限制同业不得‘私买私卖’，必须报行入店发卖。……商人行会处在这种封建行规的束缚下，就意味着商业资本的营运面临着行会制度所设置的重要障碍，而难以自由发展”。[15]因此，面对到来的近代世界市场，会馆可以并且已经帮助商人竞争，但它的消极作用是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时并没有相应地形成并健全自己的市场平等竞争，即超越同宗、同乡而平等竞争的机制。虽然，这个责任不能全部由它来承担，而是该由生命力依然强大的包括传统习俗在内的宗法制度来承担一大部分。
可参照的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被海外华商移植出洋的海外会馆虽然血缘、地缘特征未改，但由于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其“习俗”中的功能与机制由不得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竞争而进行改造到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又为华商服务的华商组织，在中国本土因血缘和地缘生成的温情与庇护依然存在，但其消极作用大大地得到了改造。而20世纪初，中国本土的大部分会馆由于其主角行会仍持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传统的“习俗”过于沉重，未能适应已经变化发展了的世界市场并进一步改造自己，以形成或健全自己的市场平等竞争机制，终落伍于时代，走向衰亡，少量的会馆或残存，或蜕变转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