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在吕宋的环形贸易活动

我们在前面已说到的，中国商人在吕宋的贸易做的是：“中国→吕宋→日本→中国→吕宋”的沿中层—外层贸易带环性运动。在具体的商业航行中，从中层贸易带向外层贸易带的运作过程并不总是简单地从某地出发直达某地作两点一线的季节性运动，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商人必须尽可能地借助洋流与季风，定期作多点多线式的运动，以便“赶市场”，根据不同市场的需要流通不同的商品，节省成本和时间，争取机会和利润。以康熙年间开禁后民间对日长崎贸易为例，《华夷变态》《崎港商说》等资料记载了大量的中国商船赶市场的环形运动，此取其中数例（以下《华夷变态》简作《华》，《崎港商说》简作《崎》）：^[84]

康熙二十六年，（缺录）船：“我等去年在日获准交易少许货后，返回普陀山南窑。在南窑遇见载暹罗货拟航崎的黄酉官船，黄船主见本船运回许多剩货，便以暹罗货交换本船的丝货，改驶柬埔寨。本船另添购一些中国的粗货，由南窑航日。”（《华》卷十二）

二十六年，董春官船：“我等为贸易由厦门驶往高州府，在高州以厦门货换当地砂糖，自高州航日。”（《华》卷十二）

二十六年，王元伯船：“我等装载白砂糖由福建兴化府湄州起帆，驶往上海发售；在上海招搭客商一、二人，添购少许丝织物、药材等货后航日。”（《华》卷十三）

二十九年，马明如船：“今年三月本船在宁波购载丝货，驶抵山东采买药材一万余斤及山东特产，招搭一百零二人航日。”（《华》卷十七）

三十年，钟元长船：“我等先于宁波装载黑砂糖等船底货，再到普陀山添载丝织物等面货，并在普陀山招搭四十八人后航日。”（《华》卷十八）

三十六年，吴仕望船：“我等先于江苏购运丝货，再至山东添载前即预订的药材航崎。”（《华》卷二十四）

三十八年，欧鼎官船：“我等由宁波前往高州贸易，买卖完后，因高州产物缺乏，且沿海有海贼骚动，采购困难，故招揽五十六人抵台，购入台产砂糖、鹿皮航日。”（《华》卷二十六）

四十二年，周栋官船：“我等自厦门抵台购载砂糖，招搭五十四人，再往普陀山加载客、货航日。”（《华》卷三十）

四十八年，刘以荷船：“我等在福州装适销厦门的货，抵厦门贩卖。再于厦门购载适合日本的货，招集四十五人航日。”（《华》卷十七）

五十六年，鲍允谅船：“本船财副徐舜佐为贸易先赴广东购货，然后由广东寄港普陀山，财副通知在宁波的船主鲍允谅，船主再由宁波输运少许货抵普陀山，自普陀山起帆渡日。”（《崎》卷一）

五十九年，吴喜观船：“本船去年离崎原拟回广东，因逆风改泊上海。在上海销售购回的日本铜、海产物等，另派人以陆运购载广东产品，招搭五十一人航日。”（《崎》卷三）

下面我们再根据日本方面保存的资料考察几艘实际上是由中国商人使用的商船的运动路线：^[85]

A船（此号为本书所编，下同）——

①元禄五年（1692）五月二十二日由广东本城（广州）出发，六月十五日入长崎港，编为“三十六号广东船，船头沈茂生”。此后去宁波，于冬天乘东北季风南下去咬留吧。

②元禄六年（1693）四月二十二日从咬留吧出发，六月二十八日抵普陀山滞留该地，七月十一日从普陀山出发，八月一日入长崎港，编号“七十三号咬留吧船，船头黄二官”（此后回广东）。

③元禄七年（1694）五月二十五日从广东本城出发，闰五月二十六日抵长崎，编号“五十号广东船，船头黄二官”（此后回广东）。

④元禄八年（1695）正月从广东去太泥，五月二十四日从太泥出发，七月初一入长崎港，编号“二十九号太泥船，船头黄二官”（此后回广东）。次年二月从广东去广南，滞留该地。

⑤元禄十年（1697）六月十二日从广南出发，七月二日入长崎港，编号“九十八号广南船，船头杨宜官”。

A船运作特征是：六年中五次赴日，每年一次，另一年去了广南。夏秋两季北上，冬春两季南下。五次赴日中换动三次船主，改变四次出发地，只有一次是作两点一线运动。另外四次的活动范围是：广州—广南—马来半岛的太（大）泥—爪哇的咬留吧—长崎—宁波—普陀山—广州，基本上沿中层和外层贸易带作环行运动。(www.xing528.com)

B船——

①元禄九年（1696）正月离宁波驶往柬埔寨，六月十八日从柬埔寨出发，七月十二日入长崎港，编号“五十号柬埔寨船，船头李廉官”（此后南下去厦门）。

②元禄十年（1697）正月离厦门驶往柬埔寨，五月八日从柬埔寨出发，六月四日入长崎港，编号“七十七号柬埔寨船，船头李廉官”（此后去上海）。十二月二十八日从上海出发。

③元禄十一年（1698）正月九日入长崎港，编号“十二号南京船，船头费叔臣”。

B船三年三进长崎，也是夏秋北上冬春南下，换了两次船主，改动两次出发地，三年中环绕中国浙闽—柬埔寨—长崎作了两次大一次小范围环行运动。

也有不向外层贸易带作环行运动，而瞄准外层的一个点，如长崎，在中层贸易带作多点运动的商人。

如C船，该船从元禄八年至宝永二年（1695—1705年）的11年间进长崎14次，多次变动船主和出发地，其出发地有：福州、高州、沙埕、宁波，宁波次数最多，达9次；福州其次，3次。有8次经过普陀山，或停留十天半月，或当天离开。

又如D船，出发地多次变动，首航长崎，“于是以王子辅之名申报，船在南京辖内之苏州依新法制造，载运乘客货物，申请往来上海港口之券”。后又以“我船系福建辖内台湾所造”申报，并多次从上海出发。

商船出发地改动，说明该船作多点运动。船主换人，有可能是：船的所有权易主，即船已出售；船的使用权变动，即船租于他人或租船者变换。这些变换方式，既可以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灵活的经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商人应付“正德新令”的办法。

我们又对商船船主或商主作跟踪调查，也可以发现商人的行为是灵活多变的。

在《唐船进港回棹录》里，详细记载了正德五年至享保十八年（1715—1733年）中国商船进出长崎港的情况，再参见《岛原本唐人风说书》载享保九年至十一年（1724—1726年）中国商船的进港报告，我们抽出几位“常客”略作分析：

①吴喜观，曾经六次从广东去长崎，其中一次他领信牌，别人作船主。

②吴送观，曾经六次从咬留吧，一次从南京去长崎。

③吴子明，曾经四次从东京（今之河内），两次从厦门，两次从暹罗，一次从宁波去长崎。

④吴子衡，曾经三次从东京，一次从广南去长崎。

⑤吴子云，曾经两次从柬埔寨，一次从广东去长崎。

这五位姓吴的在数百位船主商人中显得比较突出，他们有的是去长崎比较频繁，有的则是运动比较灵活。“吴喜观”和“吴送观”的“观”字不是辈字，“观”“官”皆为称呼，二字同音，写法不一，“观”为俗写。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黄福观”“余一观”“陈琚观”“丘銮观”之类的名字。但是“吴子明”“吴子衡”“吴子云”却极有可能是同辈兄弟。吴子明与吴子衡曾两次作为双船主领信牌进长崎，吴子明曾一次“代”吴子衡领牌进港，另外还有一位“吴子翊”的。如果他们是兄弟，即使是堂兄弟或族兄弟，也能说明当时中国商人在外层贸易带的活动借助血缘关系组成较大的商团力量，形成网络，从各个市场、各条贸易带同时运作，其效益当然更大。

这种情况实际上相当普遍地存在，明末清初的一些海商集团往往采取内层—中层—外层环状运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郑氏集团。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后不久去世，其子郑经以家族和政权的两种力量来加强了海上贸易。台湾岛的环境条件及其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使得郑氏集团必须以海洋经济为维持政权生存的经济手段，而台湾岛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周围中层、外层贸易带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又为郑氏集团提供了较为优越的以对外海上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海洋经济条件。所以郑氏集团“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86]。在清初海禁时期，郑氏海商船队成了环中层—外层贸易带运动的主体力量，并且，为了保证这一环状运作的商品货源，用种种手段打通关节，以贿赂买通巡哨官兵，突破海禁，以便从内层贸易带贩来商货。

郑氏集团有分归“山”“海”两路所谓的“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五商”“十行”。“成功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行财射利，党羽多至五六十人。泉州之曾定老、伍乞娘、龚孙观、龚妹娘等为五商领袖。”^[87]山海两路分管十行中的五常和五行各五商。曾在郑成功手下任管船官员的史伟琦降清后上奏道：“惟郑逆之米石全仰赖国外，臣在海上从逆之际，专管通往外国之海船，故曾督船亲临日本、吕宋、交趾、暹罗、柬埔寨、西洋等国，因而有所知晓。郑成功强横时期，原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号，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设有船十二只。”^[88]这是海路五商，即由中层贸易带向外层贸易带作环状运作。“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89]郑成功要打南京时，任命郑泰以户官之职，“兼管仁、义、礼、智、信五行，并兼管杭州金、木、水、火、土五笔”，^[90]这山路五商也很明确，即中层贸易带向内层贸易带运作。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横跨内层、中层、外层以运作的内外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