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说了一件事：“我们的老朋友岭西道有位兄弟，携带大量盛产于浙江省的丝绸和其它各种衣料到广州的集市来。他打算把衣料卖完马上回家。但因得不到他所定的价钱，他在广州停留的时间不得不比原定的更长。最后是通过我们这些神父，葡萄牙商人按他的要价购下了他的货物。……为了报答这份情意，也由于我们和他兄长的友谊，这位中国的实业家就带神父们坐上他的船，平安地送他们到浙江省，到了他的老家绍兴。”[1]得不到所定的价钱，也就是得不到所期望的利润。利润是多少？利玛窦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这位浙江的商人期望的利润额上，而在于他对利润的执着，得不到自己所期望的利润就不回返。也正是这种执着，使他千里迢迢把市场需要的商品贩到广州来参与对外贸易。
利玛窦还在札记中说到江西泰和县有个商人在南雄镇经商，并雇有四十个人帮助经营。[2]这种规模已是不小了。所以他描写梅岭两边的南安与南雄道：“这种不断地交流的结果使山两侧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秩序井然，使大批的人连同无穷无尽的行装，在短时间内都得到输送。”[3]这般描写，我们不得不认定它是400年前的事实，利玛窦也许有宗教性的赞美之词，但决不会是虚构。当时是1595年5月，也许他正碰上了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们赶广州夏季市场的热闹场面。万历庚子，也就是1600年，刑部主事王临亨奉命前往广东审案，次年二月二日途经梅岭时，也见到了这般情景：“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象、珠翠、乌绵、白氎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4]在此稍早一点的叶权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越梅岭去广东，颇多感慨，却说明了内层商人奔走京广贸易带的情况：“岭南昔号瘴乡，非流人逐客不至。今观其岭，不及吴越间低小者，其下青松表道，豁然宽敞。南安至南雄，名为百二十里，早起半日可达，仕宦乐官其地，商贾愿出其途。余里中人岁一二至，未尝有触瘴气死者，即他官长可知。……我朝自平广东以来，迨今承平二百年，海内一家，岭间车马相接，河上舟船相望，人气盛而山毒消，理也。”[5]南安至南雄，大半天可以到达，这是作者亲自实践所得，极有利于商贩越岭和挑夫往返；商贾愿出其途，当是为有利可图，仕宦乐官其地，但愿不是因为广东有民脂民膏可取；“余里中人岁一二至”，叶权是安徽休宁人，可见徽商走广东者不仅多，而且频繁。
内层贸易带的商人陆路奔走采取肩挑车运的办法。翻山越岭只好肩挑，京广水道上只是度梅岭时需肩挑越关，所以南安南雄多挑夫，并以此为业脱贫离穷。王临亨记云：“南雄山多田少，而民颇力业。山中妇人跣足而肩柴人市者，趾相错也。讯其男子，则皆担客装度岭去矣。余阅南雄守所送须知册，其孤老食廪饩者，仅数人耳。”[6]平原地方多用车运。车运之车是独轮车，货物装载于上，捆扎稳妥，大道小路皆可行走。车上也可安置类似船帆的布帆，可借风助力。法国学者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扉页所附18世纪末英国使节团中的画师W.亚历山大所画的插图《风帆独轮车》显示了这种陆路车运的情景。
商途轻便的方法当然是舟船，所以京广水道总是繁忙。长江、赣江乃大江大河，可以承载流通的繁忙，但人力开掘的运河的运输力毕竟有限，特别是当漕运、官运繁忙时，商运船常被阻留闸口，等上半月二十天是正常现象。商人们只有另想办法获得运输条件，走陆路是一个以辛苦换时间的办法，很多货物也不便卸船装船，利玛窦以他的所见所闻说明了商人采取的另一种办法：“中国人认为把他们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装在一只船里是不合适的，似乎以几艘不同的船来运送更为适合一些。但皇帝本人由于别的原因对这种办法假装没有看见。无数为朝廷运送物品的船只来到北京，其中有许多船只并未满载。商人们乘机以非常低的价格租用这种空船只的面积。”[7]利用皇船、官船放空或多余的空舱运输商货，是内层贸易带商人常用的办法，其好处不仅是便宜，只要用银子买通管事的就行，更重要的在于一路上畅通少阻，少交甚至不交船钞关税。
商人用船，大多采取合伙租船的办法，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还可避免单独行船遭劫遇险之事，同路并行又可以互相关照。很多商书上都有这类的劝告。成书并刊行于万历末年的《杜骗新书》并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作者耳闻目见的商民实案笔记，对于研究明末商人行为很有价值，一般读者把它当故事读，而商人则是以它为经验教训。二卷九类“谋财骗”有一则案例“傲气致讼伤财命”，反映了商人同舟赴粤的情景和共济经商的心理，兹引如下：
魏邦材，广东客人，富冠一省，为人骄傲非常，辄夸巨富，出外为商，无人可入其目。一日，在湖州买丝一百担，转往本省去卖。在杭州讨大船，共客商二十余人同船。因风有阻，在富阳县五七日，其仆屡天早争先炊饭，船中往来，略不如意，辄与众斗口。众皆以伙计相聚日短，况材亢傲，而相让之。其仆亦倚主势，日与众忤。在邦材当抑仆而慰同侪可也，反党其仆，屡出言不逊，曰：“你这一起下等下流，那一个来与我和。”动以千金为言。又曰：“一船之货我一人可买。”如此言者数次，众皆不堪，大恨之。时有徽州汪逢七乃巨族显宦世也，不忿材以财势压人，曰：“世长势短，辄以千金为言，昔石崇之富，岂出公之下哉，而后竞何如也？”材怒其敌己，曰：“船中有长于下流者，有本大于下流者，竟无一言。你敢挺出与我作对？以丝一百担价值数千金，统与你和。”逢七骂曰：“这下流，好不知趣，屡屡无状，真不知死小辈也。我有数千金与你和，叫你无命归土。”二人争口不休，众皆暗喜汪魏角胜，中心大快。有爱汪者相劝，各自入仓。次日，李汉卿背云：“幸得汪兄为对。”材听之，乃骂汉卿而及逢，语甚不逊。大都材出言极伤众，众不甘而忿恨，曰：“一船人却被一人欺，我等歃血为盟，而官府吏治腐败，受贿严重，且商人已习以为常，并精通此道，诉讼之前送黄白之物已是自然之理。与他定夺。”逢七曰：“众等帮我，待我与他作对，以泄众等恨也。他有丝一百担，众助我打他半死，他必去告状，我搬他丝另藏一处，留一半方好与他对官。将其底帐灭之。他若告我，众不可星散，坚言证之。即将他丝卖来与他使。俗云：穿他衫，拜他年。斗欧（殴）之讼，岂比人命重情？”众日：“说得是，我等皆欲报忿，戒勿漏泄。”布谋已定，逢七乃与材在船中相欧数次，材极受亏，奔告在县。状已准矣。逢七将材丝挑去一半，藏讫，以材买丝底帐、各处税票悉皆灭矣，自己货发落在牙人张眷店内。材上船见丝搬去，乃大与逢欧，即补状复告抢丝五十担，以一船客伙稍公作证。逢七以猪血涂头，令二人抬入衙内，告急救人命事抵。即将银一百两投本县抽丰。官客系本县霍爷母舅。材将银一百五十两投本县进士魏贤及春元九位。逢七又将银二百两，亦投此数人。进士魏贤等先见本县，为魏又后催书，言辞支离，两下都不合矣。及审一起干证。稍公齐说相欧是实，未见搬丝。本县判断：担丝情捏，只以争欧致讼，俱各不合。材不甘，又赴本道告。批与本府推官陈爷。审问二人，俱有分上。依县原审回招。材又奔大巡军门各司道告，及南京刑部告。然久状不离原词，皆因原断。二人争讼一年许，材前余丝皆已用尽，材叫一亲兄来帮讼，带银五百余两，亦多用去。材又患病店中，家中叫一亲叔来看。其人乃忠厚长者，询其来历，始知侄为人亢傲，乃致此也。众客商出说此事，此事要作和气处息。各出银一百两，收拾官府，内抽五十两，与材作盘费之资而归。材归，自思为商之日，带出许多财物，今空手回家，不胜愤郁，且受合家讪詈，益增呕气，未几数月，发疽而死。[8]
这一案例，作者收集于此的动机在其后的评论中说得明白：“和以处众，四海之内皆兄弟；满以自骄，舟中之人皆敌国。商者鉴此，可以自省矣。”旨在告诫商人有关商途为人的道理。然而，细析其中，却可发现当时内层贸易带上商人行为的几点特征：
其一，经商水路，众商同舟共济，大船可供20多人共享，船上也有货舱供装商货，魏邦材100担丝货就在船上，其它20余人也会各有其货。
其二，广东商人去湖州进货，其它各地商人，如徽商，或贩货去粤，或去粤贩货。贩货者贩货后在到达卖货地点之前已经交纳商税，且不止一处交税，是“各处”。
其三，湖丝100担，已是可以亢傲人前，以为巨富大贾。按“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计，百担即万两，而文中却说数千两。若参照清初李熙奏折中的丝价报告，斤丝八钱左右，百担丝即8000两。是可证8000两左右的资本已是巨贾。
其四，商人在商途中出事，可找当地官府诉讼；而官府吏治腐败，受贿严重，且商人已习以为常，并精通此道，诉讼之前送黄白金银之物已是自然之理。
这便是前往广东去做生意的商人商途行为的生动情景。
关于前往沿海活动经商的内层商人和赴内层市场买卖的沿海商人的资本数量大约都在千两至数千两，在同书中还有几则案例笔记作了叙述。
二卷九类“盗商伙财反丧财”叙徽州休宁大贾张沛在瓜州买棉花300余担去到福州出卖，且被盗商眼红，“财本数千两”。(www.xing528.com)
二卷八类“露财骗”有“诈称公子盗商银”，山东商人陈栋“屡年往福建建阳地名长埂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季春，同二仆带银壹千余两，复往长埂买布”，结果被一骗棍以其银多，设法骗去。
又有“炫耀认妆启盗心”，徽州商人游天生同一仆携本银500余两，往福建建宁买铁。
一卷一类“脱剥骗”“乘闹明窃店中布”说徽州休宁商人吴胜理“在苏州府开铺，收买各样色布，揭行生意最大，四方买者极多，每日有几拾两银交易”。
一卷五类“伪交骗”“垒算友财倾其家”述南京商人金从宇和洪起予“皆开大京铺，各有资本千余金”。
二卷十二类“在船骗”“买铜物被稍谋死”有“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余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卖。复往崇安买笋。其年笋少价贵，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并三夹杯盘”。
三卷十六类“婚娶骗”“青蛙形出谋害情”叙“徐州人陈彩，家资巨富，机智深密，有莽操之奸，年三十岁，妻妾俱无子”。邻舍潘某常向他借银外出为商。陈彩见其妻貌美，遂起不良之心，邀潘同本，“往瓜州买绵花，发广州等处买（卖）”，归途将潘害死，谋娶其妻。
我们当然不能以此来概括所有商人的资本情况，更不好说从事海外贸易的内层商人皆如此，但我们可以说这是基本情况。明清盐商、粮商，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资本大多以十万百万计，那是大投入，他们都是特种经营或特权经营，另当别论。作为普通的商人，千两资本为大贾，还是符合事实的。说明了大多数向外用力的商人还处于资本的积累阶段，内层商人同样在积极地寻找具有更大利润的市场。
明末著名文学家、苏州人冯梦龙著有拟话本短篇小说集“三言”，其中的《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是湖广襄阳人，他从小随父亲走广东做买卖，已是两代，而他母亲罗家已是三代走广东，在广东形成了一定的势力，“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蒋兴哥和他的父亲都是依着这一势力做广东生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层商人向外用力时的另几点特征：其一，蒋兴哥虽然是襄阳人，然而走的是广州—苏州的内层贸易线，“兴哥在广东贩了些珍珠、玳瑁、苏木、沉香之类，搭伴起身。那伙同伴商量，都要到苏州发卖。兴哥久闻得‘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好个大马头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这一回买卖，方才回去”。进口奢侈商品在苏杭很有市场。其二，“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联系罗家蒋家与广东那边客店牙行的密切关系，内层带商人与中层带商人常常通过建立起来的人情关系深化商务关系，从而采用托付存帐（也一定伴有存货）的方式经营。
《粤剑编》卷之二载有一事，也可见一斑：
闽商黄敬市缎疋数百，将鬻之广州。广有宦游北方者，使其仆来聪、亚八归家，适与黄敬同舟，三人相得甚欢。敬行至南安病甚，不能度岭。敬谓来聪、亚八曰：“公等先行，幸持我缎疋至广城，付之某人家，令其先发卖，吾病愈，即南下矣。”来聪、亚八许诺。行至中途，两人为盗所杀。盗以为缎客已死，即持所获以市于广城。黄敬病痊赴广，询来聪、亚八，犹未归。正彷徨间，忽入市，见有鬻敬缎疋者，记号宛然。执，鸣之官，乃杀人贼也。一讯即伏。
王临亨是刑部主事，且去广东审案，此事当是实情。闽商黄敬贩缎数百匹，已是大贾，行以舟，且需度梅岭，缎匹当是贩自江南苏杭；将商货托人带去广州令其先行发卖，然后收账，也是托付经营，虽然是由病出于无奈，但经营方式却是常例。
内层—中层贸易带上的商人为获取更多效益，不仅携金银去沿海贩海外奇货以牟厚利，也多采用来回贩货的形式，以内外之需获来去之利，所贩之货，当然根据市场行情。处于京广水道岭南浈水中段的重镇英德，“凤仪市在西门街下。商人集苏、杭、广货于此”。[9]所谓苏杭货即南下广州之货，多丝绸梭布细软之类，这是因为外商所需量大。“冬布多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棉花皆为正货，粤地所种吉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与黄麻布为岭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10]入清以后，茶叶量开始急增，不过有较强的季节性。而广货，多为北上之货，有如像蒋兴哥所贩珍珠、玳瑁、苏木、沉香之类奢侈品，不过，由于外国商品在中国没有什么市场，北上商人多贩广东当地的蕉麻铁器等大众日用品。加上北上的海盐运输，于是出现了利玛窦在梅岭上看到的热闹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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