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贸易带的地理位置和中介作用

确定中层贸易带不仅要认定它所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更要考察它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福建》所收《漳州府志》的“洋税考”对“市舶”和“商舶”有所区分：“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然；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那么中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就是“市舶”，当然，与前来市舶的夷商贸易的商人以沿海商民为主，也有内层贸易带地区的商人。至于商舶，则是外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

中层贸易带主要是由东南沿海和台湾各类海港、海岛和城镇集市型的市场组成，由沿海海运线和陆路商途联结。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中层贸易带的主要部分是长江口以南至雷州半岛，这条贸易带一方面借助于自然条件，即在季风和海流中与外层贸易带发生市场关系，一方面又在争取内层贸易带的市场与商品的同时尽可能摆脱官府限制和水师的追剿。因为明清两代政府的外贸政策禁令迭出，保守太多，政府的禁令、水师的追剿与东南沿海的商民亦商亦盗的行为互为因果。我们在大量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以“贼”“寇”称商民的记录，也可以看到沿海商民亦商亦盗的现象。中层贸易带既可以说是在中外市场的直接互动作用中发展，又可以说是在朝廷的禁令和地方有司的压榨构成的缝隙中谋求生存。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有云：“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63]浙江—省沿海港口集市在明末的倭乱中，因倭寇多次抢、杀和政府海禁，破坏很大，其内外商贸的发展一是在倭乱之前，一是在清初稳定之后。这里所说的浙人通番是指嘉靖倭乱之前的情况。但不论何时，商贸都在进行着，浙东的海商最活跃者是宁波商人，而宁波和舟山群岛一带的双屿港、列港、岑港也就成了内外商货和商人的集散点，以致于葡萄牙人一直以Liampo来代表浙江。在舟山岛以南不远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64]，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东南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贸易的市场，主要经营的是与双屿岛一水相隔的江南特产丝和丝织品。这个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nd Mendez Pinto）在他的《东洋纪行》中写道：宁波在当时较印度及全亚洲之任何地方为壮丽，为殷富，而其繁荣，自两年前发见日本贸易后，可谓登峰造极，总贸易额超过300万金。而对日贸易，占其总额之大半，获利之鉅，可达投下资金之三四倍。（双屿港）总人口有3000多人，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几占其半数，有房屋千余幢，有的房屋耗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六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300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65]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市场，中国的商品，日本的银锭，买者则应是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舟山岛的西北方向，不仅对着长江的出海口，也对着在元代被称为“海道三关”并置市舶司的乍浦、海口和澉浦。明末，海口、澉浦二关裁革，乍浦成为江南和大运河南端的主要出海口，入清则成为港口重镇和内外贸易枢纽市场，一直延续到上海通商后才衰落。^[66]在舟山岛的东北方向，有尽山（陈钱山）岛，“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海盐，贼舟每多寄泊”。沿海南下，有东霍山与尽山成犄角，“夏月贼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舶回棹”。普陀山之南，“自崎头至昌国卫，接联内地，外有韭山吊邦，亦贼舟寄泊之所”。“自宁波、台州、黄岩沿海而下，内有佛头、桃渚、崧门、楚门，外有茶盘、牛头、积谷、鲎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贼艘出没经由之区。南接乐清、温州、瑞安、金乡、蒲门，此温属之内海。乐清东峙玉环，外有三盘、凤凰、北屺、南屺，而至北关以及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径，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67]

中层贸易带上最活跃的还是福建沿海。闽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国距离近，季风与海流都很方便，又有台湾岛作中介，海外贸易一直兴盛。“澎湖、厦门之间有青水洋，又名澎湖沟。此海最深处，水色皆黑，四面望不见山，浪涛汹涌，直与广东外洋相连。在此倘遇大风，还可漂往他省，台湾至厦门来往船只必经此地。”^[68]在明代嘉靖倭乱时期，闽浙沿海市舶因禁停止，闽商只得走私，甚者通倭商贸，亦商亦盗，随之而起的是海上武装私商集团，所以沿海贸易带不仅密集，而且多样。“福建滨海居民，第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69]“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70]“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71]

福建沿海的贸易点又多集中在闽南一带。“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72]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元末明初，泉州港衰落，原来作为泉州港重要组成部分的安海港在明中叶开始成为海外贸易特别是走私贸易的重要港口，直到清初的剿郑迁海把它摧折。安海（又名安平）港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泊船贸易，又由于它地处海湾内侧，远离县治，既便于避风，又便于避开官兵的巡查，一出湾便是茫茫大海，可以直达另一个走私海岛浯屿；它是郑成功的家乡，明末清初，成了郑氏海上走私集团的根据地。明末福建泉州人、学者李光缙认为：“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73]安海商人不仅对外贸易，而且奔走国内市场，使安海成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层贸易带上的商港。“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74]漳州月港是另一处重要的外贸港口。月港在海澄县西，因其形如月，故名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至明生齿益繁。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夷市。”^[75]“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夫趁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76]入清以后，厦门代替了月港的位置，成为闽南沿海贸易带的重要港口和岛城，“形势险要，山川雄峻，前明屡被兵燹，为倭奴伪郑所觊觎。自康熙十九年奠定后，人民蕃庶，土地开辟，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凑，骎骎乎可比一大都会矣。”^[77]康熙二十三年始，厦门设立海关，准与东洋、东南洋、南洋、西洋30多个国家与地区进行贸易，“为通贩南洋要区”；乾隆二十二年始，朝廷限定对夷贸易，只允许广州一口对西方各国贸易，厦门的外贸受到限制。直到“四十七年，奏准：嗣后外夷商船到闽海关，其装载货物照粤海关则例征收”^[78]，厦门又得与西方欧洲人做买卖。围绕着安海、月港、厦门这么一个三角地带，还有许多可供商人们贸易的大小海岛。如与厦门、金门（浯洲屿）相对的浯屿岛，“浯屿周围六里，左达金门，右临岐尾，极为要害”。明初，曾在岛上置水寨驻军队，后来以其孤远之故，将军队移入厦门，又移入晋江石湖。“其地既虚，倭寇、海贼常泊舟据险，入掠兴、泉、漳诸处。”^[79]嘉靖“二十六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80]。

沿海岸线南下，在福建漳州府与广东的潮州府之间，又有诏安之梅岭、走马溪和潮州之南澳一群贸易港、岛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梅岭山，在诏安县东南三十里海滨，……旧时郡之洋泊实发于此。”“走马溪，在诏安县东南五十里海滨，……为海口藏风之处。”^[81]两地一直是番舶商贸之地，梅岭村民“通番接济”，“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走马溪，“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而后敢去日本”。^[82]彭亨即今之马来西亚彭亨州，港口今称北干，当时佛郎机（葡萄牙）人由此进入东亚与中国和日本贸易。由此可见梅岭与走马溪一带是中外商贾重要的贸易地点。^[83]南“澳在漳、潮二州海岛中，四面阻水可三百里。潮则通柘林，漳则通玄钟，……历代居民率致巨富。……嘉靖季，海寇许朝光、吴平等据为巢穴，勾倭内讧，罢敝二省。数年乃扑灭之”。对亦商亦盗的中外海商，两省官府的舟师各以海寇逃往邻省为由而不加追击。^[84]“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捕之严，倭舶无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急，则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85]“日本倭奴、西番丑虏，獗凭陵，跳梁跋扈，据为巢穴。”^[86]“南澳一镇，为天南重地，番舶必经之途，岛夷必争之窟，实闽广两省之门户。”^[87]南澳东南不远，有三个小岛，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为三澎，“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为潮郡贼艘出没之区”。^[88]从南澳往西南沿海而去，是为中层贸易带的广东区域。潮州段还有澄海、黄冈、靖海、赤澳。由甲子门入惠州段，有田尾、汕尾、平海、大星等港镇岛湾。从大鹏港开始，过大鹏湾，经红香炉、急水门，便进入零仃洋，此处北上可进虎门去广州，“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而内河桨船橹船渔舟，皆可出海”。出海西行则是香山之澳门，“外出十字门而至鲁万，此洋艘番舶来往经由之标准”。^[89]一路上还有大金山岛、小金山岛、上川山岛、下川山岛。肇庆府沿海有大锅山岛、小锅山岛、双鱼港、阳江港及其港外的海陵岛。高州府属有电白港，再西去就是雷州府了。在广东区域，走私商人常活动在南澳和潮、汕一带，广州城是公开的中外贸易区，而其周围的河口、岛屿及伶仃洋上则多是走私贸易。佛山是冶铁手工业专业市场。香山之澳门则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特别的贸易重地。“香山澳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90](www.xing528.com)

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也属于中层贸易带，这是由于它们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它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所决定的。它在中外贸易中的主要特征也是“市舶”。虽然它被称为“区脱之地”，也不曾有过市舶司的设置，但仍然有夷商前来“市舶”。沿海商民，甚至还有内层贸易带地区的商人前去澎湖诸岛和鸡笼、淡水等港与夷商贸易，又都属于内层贸易带向中层贸易带流动，而不属于去外层贸易带向别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商贸。“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红毛业据之以为窟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鸡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徒使沿海将领奸民坐享其利，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91]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因登澳门受阻而转移他处，海澄“奸民奸商”出谋引其厚贿税使，夺澎湖守以贡市之事。^[92]“海夷有别种，号红毛番。饶财宝，擅给中使。文移招谕以来，船泊彭湖。其人非东西洋种人，发纯赤，强而多力。以船为家，于海岛诸港门贩鬻为生涯。……利中国罗绮缯布器皿诸货。”^[93]论及台湾、澎湖作为中层贸易带上一重要中介之地的意义，清康雍乾三朝任官的鲁之裕有一段话为证，此话虽是出自海防动机，却不无对商贸的洞察：

闽粤江浙之贾舶出洋皆不能越台湾而别由乎他路者，固以其三千里之区曲而抱乎东南海隅也；而澎湖则中枕乎台之曲，以相犄角焉。形胜据而产复饶，此台之治乱之所以易也。且台之东所联属者，为吕宋、琉球红毛诸国；西南则交趾；又东则暹罗、柔佛、大年、占城、六昆皆近焉；直西则与马六甲、咬留叭哑齐、英圭黎、荷兰大西洋相通；北则日本、朝鲜直接乎盛京。要皆可一帆而涉，远者不逾旬日，近或旦夕间可达。盖台湾内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五省，外罗以数十余国。^[94]

上述中层贸易带中市场港埠的联结主要是海路，另外还有陆路和内河水道的联结，这些商途不仅与海路一道，构成中层贸易带，而且大多与内层贸易带相连，形成网络。如前文内层贸易带已说到的“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中浙江至福建驿路可分出两段分别支持和联结中层贸易带，即杭州至铅山一段，铅山至福州一段，两段商路都由铅山去鄱阳湖的商路与京广水道相连。而福州至漳州的沿海陆路则直接支持沿海的中层贸易带。万历刊本《杜骗新书》^[95]中有三件事例说到这条商路：《盗商伙财反丧财》说的是徽商张沛与同府刘兴在瓜州贩棉花到福州卖，刘兴见张沛银多，借口去海澄买南货，乘机盗银而去。张沛发现后，依牙人陈四之言，雇四名人夫直追海澄。这一趟，走的是陆路。《行李误挑往别船》说的是江西进贤商人陈梦麟“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余担复往芜湖发卖”，没有细节，有可能走陆路。《信僧哄惑几染祸》写徽州商人丁达“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也未写明细节，若未碰上海禁，乘海船由乍浦上岸走大运河更合算。另外，杭州有至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各临海府县的商路，水陆并行。^[96]广州以东，有一条商路沿东江向东北方向溯江而上，经惠州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行陆路过长乐，进入潮州府的程乡，过三河镇，借韩江可达海阳、澄海，这已与南澳岛隔海相望了；沿海岸的陆路，可经黄冈和分水关进入福建诏安。根据现在江西寻乌县人说，过去赣南人所吃的粤盐，并不都从北江过梅岭，走东江也可以进入江西，东江几条主要的水源都发自赣南，对赣南人来说，去广州并不比去赣州难。赣州又有借贡水经雩都、会昌、瑞金去福建长汀的商路，到长汀则可沿鄞江直下上杭，入潮州大埔、海阳。^[97]这些一致通向潮州沿海的水陆商路，都十分明确地显示了闽广相交之处的南澳一带不仅是沿海中层贸易带的重要据点，也是内层贸易带和赣、粤、闽三省交界之地商品输出的重要出海口；比起赣江—北江的商路，这些商路不太引起官府的注意，走私商品相对多些，因此南澳一带也就成了传统的走私港岛。

中层贸易带主要由沿海水陆商路联系的港埠岛澳构成，在这些地方，政府设有税关海关向中外商人征收商税关税，在政府经常性的海防、海禁政策和消极、有限的外贸政策中，比起内层贸易带，有更多的艰难。但也正是在这种艰难中，商人们采取了更加多样的形式从事贸易，公开的，走私的，合法的，违法的，或者既合法又违法，既违法又合法的。一旦到了大海之上，或是进入了他们可以说了算的港埠岛澳，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商业是流动的行业。贸易带虽然主要由固定的商路和市场构成，但商人和商品一定是流动的，何况商路与市场也在变化发展。与内层贸易带一样，各省府的商人并非是固定的坐贾，更多的是行商，或曰客商。浙江、福建、广东的商人沿贸易带和跨贸易带在各省作南北东西方向运动是经常的行为，也是其利所趋。这里在分析贸易带时所作的区域划分，动机在于说明贸易带的地域结构，而不是对商人行为作区域规定，有关商人利用贸易带的行为问题，本书将在下文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层贸易带的沿海一线虽然皆有港湾岛屿可停泊贸易，但仍有若干处较为集中，因而成为较大的市场贸易中心，如宁波—定海中心、漳—泉—厦中心、南澳中心、广州—澳门中心。这些中心或位于海陆交通枢纽，或属于工商都市，或处于官府鞭长莫及之地，或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