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贸易带,即由贯穿东南诸省的商路干线和沿线大小市场组成。京杭大运河的疏浚对这条贸易带具有决定性意义。元运河最大的贡献是重点开挖和修治北方运河,丢掉了隋运河“之”字形的大弯道,使京杭大运河几乎成南北直线从北京直下杭州。这种改观的意义不仅在于把南北水道的距离由2700公里缩短到1700公里,更为重要的是它串联了当时最有发展前途的重要工商城镇:大都(后来的北京)、海津镇(天津)、临清、聊城、任城(济宁)、徐州、山阳(淮安)、江都(扬州)、丹徒(镇江)、武进(常州)、无锡、吴县(苏州)、嘉兴、钱塘(杭州)。元运河奠定了明清大运河的基础,确定了它是中国东部地区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元史·食货志》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东南。”但在元代,这条运河并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原因是没有解决中段会通河水源和黄河对运河河道侵扰的问题,这条大动脉存在着中段梗阻,商货从东南去京城常常并非一帆风顺,中途不得不下船走一段旱路,再上船。所以终元之世,漕运的百分之八九十依靠海运。明代永乐初,首先是为国家政治和漕运之需,决定解决元运河遗留的问题,让大运河发挥应有的效益。永乐九年动工,当年小见效益,十三年再见成效,于是罢停海运。到万历年间,运河畅通,效益大显。清代前期和中期又不时进行挑挖疏浚,以保证大运河的运输能力。
由于运河的畅通,长江—赣江—北江的古交通要道也开始发挥更大的运输效益,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条古要道上唯一的梗阻是赣粤交界处的高山梅岭,但由于南北数千公里便利水道的效益,商人们仍采用传统的途径,雇挑夫挑送和马畜驮运以越过著名的梅关。1595年5月,利玛窦由广东进入江西,他亲眼目睹了从北江到赣江之间这段要道上繁忙的情景:“梅岭(Muilin)山屹立在两河之间,标志着两省的分界。越过它要花一整天的时间,翻山的道路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山路。从山的南麓起,南雄(Nanchium)江(北江上游,又名浈水——引者注)开始可以通航,由此流经广东省城,南入于海。山的另一面,在南安城(今江西大余——引者注),有另一条大河(指赣江和长江——引者注)流经江西和南京,途经很多其它城镇,东注于海。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38]“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其它十个省则以银子上税。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39]于是,由内陆通向大海,通向南端最大海港广州的大动脉——京广水道构成了。
作为内层贸易带干线动脉的京广水道其主要意义不仅是具有了巨大的漕运能力,也不仅是具有交通运输的效益,更在于它联结市场的功能。在这条水道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大超出开挖者原来设想的功能的积极表现:
其一,它联结了东南地区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城市综合市场和纯然的原料商品交易集散市场三类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江南地区的杭嘉湖松是重要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山东临清是在大运河疏浚后形成的棉花原料商品市场,南京、苏州、广州是最大的棉布贸易和出口市场,京广水道把它们联结起来,并形成一种互动互利的机制。明清时期,东南各省皆种棉花,但山东以及内陆山西、河南的棉花不仅质量好,而且价钱便宜,于是,江南的棉纺织业“在原料方面,不仅采用了松江府附近棉产区生产的棉花,而且还买进了山东、河南等地所产的棉花。……形成了国内市场,这样,华北各省所产的棉花因其价格低廉便贩运到以松江府为中心的织布地区。……棉布产品的交易市场,由布客(外来的棉布商人)、布庄(棉布商店)、布行(棉布牙行)三者组成。……明代的布客主要是山西商人,估计到了清代,该地山西商人势力衰落下去,而为另一个商人集团——安徽的新安商人所取代。山西商人主要是向华北各省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贩运棉布,新安商人主要是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贩运。除此之外,这些外地商人还向福建、广东方面卖出棉布”[40]。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部特别指定其部下购买“南京棉布”。不仅棉纺织业如此,其他的手工业也在这条贸易带上进入市场,丝织业、制茶业、制瓷业、铸铁业等。当然,作为中外贸易带的内层部分,它联结市场的功能不仅在于国内,也在于对外。
其二,它还联结了周围的水陆交通网络,形成了可以向中国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进行商品流通的次贸易带。京广水道纵贯南北,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之势缺乏南北交通黄金水道的问题,横贯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多条水系因此得以联系起来,这些水系是卫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西江,所以商品可以东西向流通。其中在明清时期,长江、钱塘江和西江都有出海口和相关的沿海港口,为商品出海创造了条件。运河—长江—赣江周围的水陆交通也比较发达,虽然不能与今天相比,但在当时已是很方便了。据《天下水陆路程》卷一所记,“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主要线路是:北京(以下主要是陆路)—涿州—河间—德州—东昌—兖州—徐州—凤阳—滁州—南京(以下与江南运河同)—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西去湖州)—嘉兴(东去松江)—杭州(以下各与钱塘江上游各条水道同)—富阳—桐江—严州(西去衢州)—兰溪(东去金华)—龙游—衢州—常山—玉山(进入赣江水系的锦江上游)—上饶—铅山—崇安(进入建江水系的崇溪上游)—武夷山—建阳—建宁—延平(西北去邵武)—水口—侯官—福州。“北京陆路至南京,自南京至常山县,皆水。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41]这条路的意义是在铅山以下,它是内层贸易带联结中层沿海贸易带的重要途径,到福州后,沿海既有福州—福清—莆田—惠安—泉州—漳州的陆路,[42]相应的还有海路。
又有“北京至江西广东二省水路”,实际上也是水陆兼行,从北京出发至凤阳,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路线相同,渡淮河过凤阳后,开始分道,凤阳—庐州—舒城—桐城—潜山—宿松—黄梅—九江—德安—建昌—南昌(以下与赣江水路同)—丰城—樟树—临江—庐陵—泰和—万安—赣州—南安(越梅岭)—南雄(以下与北江水路同)—韶州—英德—清远—广州。“两京至江西,其路有四,此其一也。”另外三条是:由长江入鄱阳湖,由浙江过玉山、广信,由镇江、浙江、徽州、饶州至江西。[43]
“北京至山东布政司路”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北段相同。[44]
让我们由北向南来看一看这条贸易带上的市场情况。扬州、南京、苏州、杭州、广州这些城市综合性市场和江南杭嘉松湖一带的手工业专业市场之繁华兴旺已是不必赘说,这里略举几个中等的城镇码头市场的情况,再见一斑:
临清位于卫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是随元运河开挖和明运河疏浚而发展起来的枢纽市场。“夫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至元始创开会通河出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浒,以通漕运。国朝迁都北平,永乐辛卯复加疏凿。正统己巳,筑城浚濠。明年,景泰改元,以济宁左卫为临清卫,来司城守,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开府分曹,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45]“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46]崇祯后期,“总计临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47]。据万历后期赵世卿的《关税亏减疏》,在税使横征之前,临清有伙商三十八人,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座。[48]明代嘉万之际成书的《金瓶梅词话》—书是形象而又真实地再现当时商人商业行为和生活情景的著名长篇小说,其空间背景就是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临清。
济宁在元代是漕运重地,明清时期依然“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49]。“有布市、棉花市、牛市、驴市、菜市、柴市、杂粮市、鸡市、篦子市”等。[50]
淮安在明清时期是南北漕运转输中心,又有十处盐场,与扬州的情况相似,盐业最盛,其次布帛百货,远来的商客云集。“自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赀鉅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51](www.xing528.com)
芜湖位于长江和青弋江交汇处,在长江水道上它处九江和南京之间,江西、湖广和本地销往江南的粮米由此经过,因此成了当时著名的“米市”;而青弋江上游是宁国府、池州府、徽州府,生产大量的茶叶和竹木,又是徽商的发祥地,芜湖因此被称为“天下大马头”,“最为商货辏集之所”。[52]
九江位于南北陆路与长江水道的交汇处,它附近的湖口是商旅借长江入鄱阳湖进江西,去浙江、福建、广东的要道口。其水道,“据金陵上游,襟带川陕湖滇闽广,为东南要冲”。其陆路,“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冲,自北而南,驰驿奔轺者殆无虚日”“四方商舟骈集其地”。[53]
吴城镇,位于赣江、修水人鄱阳湖交口之处。“吴城五方杂处,千家烟火,一巨镇也。其去来帆樯,如梭走锦,眩人目睫;贾船官舰,络绎不绝。”[54]清代最盛时,吴城有各地会馆48所。据说广东商人要在此建立会馆,当地人不肯提供砖瓦,广东商人便于粤糖运赣的船中,每袋糖夹带砖一块或瓦一片,两年不到,广东会馆矗立于众会馆之林。此事不一定属实,却可以说明吴城商业之盛,商船之多,商人之众。
南昌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楚头吴尾,自古繁华。明清两代,皆是徽、浙、闽、粤与鄂、川的商途枢纽,南北东西商客云集。其集市中心在赣江与抚河的交汇处,著名的滕王阁和万寿宫在此,宫“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市集,几乎想要什么东西都能买到”。[55]
“樟树镇在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56]“水陆交冲,商贾云集,为南北川广药物所总汇,与吴城、景德、河口称为江西四大镇。”离樟树镇十数里的“永泰市”,“出棉布,衣被楚、黔、闽、粤”。[57]
梅岭北南的南安和南雄由于商货的来往,“不断的交流的结果使山两侧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秩序井然,使大批的人连同无穷无尽的行装,在短时间内都得到输运”。[58]“江西之广信、南安,广东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户、挑夫藉此营生者,不下数十万人。”[59]
在京广水道联结的水陆商路上,我们由西向东看一两处市场。“江西饶州府浮梁县离县二十里许为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日:四时雷电镇。”[60]“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61]
铅山县有河口镇,位于锦江与铅山河合流处,故名河口。据《铅山县志》载:“河口之盛,由来旧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红铜、漆器、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线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福清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刷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五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绸、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62]这个小小的河口镇,不仅汇集了东南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而且还交易着海外商品。这对说明内层贸易带与中层、外层贸易带的关系很有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历代政府都在这条贸易带上设置钞关税所,几乎全国主要的十几处钞关税所都在此。因此,内层贸易带受到各地官府和钞关、税卡的管理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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