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扩张的动力

东南市场对外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东南地区商品生产较发达的矛盾促使趋利商人，包括沿海许多因为经济或社会的原因失去生存与发展条件而不得不向外用力，并企图通过海外经商谋求生存与发展机遇的将要成为商人的人向海外寻找市场。东南诸省，大多临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乍浦、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东南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以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作为政府消极外贸政策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当时的东南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却再次因倭禁海，人们“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竞走远夷”，禁而不止，只好弛禁。^[22]清初为郑氏集团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外贸的商人还是时有冒险出海者。“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货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23]“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贸，利恒百余倍。”^[24]“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25]明人王在晋《越镌》卷二十一中列举四件海商案，其中三件为福建海商聚资购买丝织品和瓷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本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26]“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27]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28]最近，韩昇先生根据有关资料计算，在清初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及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海禁令的有效时期内（1655—1682年），中国仍有1009艘商船到日本，^[29]平均每年36艘以上。又据钱江先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1685—1716年有525艘。^[30]虽然这都不是完全统计数字，却都说明趋利的东南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的扩张力是极大的。(www.xing528.com)

二是发展起来的东南市场对海外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31]“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32]至于西欧对中国丝、丝织品、瓷器、糖和后来居上的茶叶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近东丝绸之路阻断后，欧洲人冒险开辟通向东方海上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一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东南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虽然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索勒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难之险，欧洲商人也愿意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商品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33]“虽然欧洲现在已生产了自己的生丝了，但丝绸贸易一如古代那样重要。中国丝绸以其价廉、特殊工艺技术和装饰魅力在欧洲市场竞争。这项贸易获得巨额利润，法国东印度公司1691年的售贸册中表明，在东方以32000镑购得的丝绸以97000镑售出。萨凡利（Savar）在他的《世界辞典》（Dictionmaire Universel）中说：‘中国浙江省是全世界最大的产丝区。其产量被认为相当欧亚两洲的总和。人们谈到这里的丝绸制造量，似乎难以令人置信。购买者所得利润至少可达百分之一百。’甚至法国丝绸工业所得到的保护关税，也未能阻止昂贵的中国丝绸涌入法国，它以其美丽迷人而符合了法国贵族社会的需要。……由于广泛需要，葡萄牙人就直接从中国运来瓷器。欧洲的陶工力图模仿中国陶器，大约在1580年左右他们生产了称作‘软胎’的半瓷器，真正的‘硬胎’瓷器直到18世纪前十年才生产出来。漆器具有相似的历史，漆器从中国输入后，大为流行，技术逐渐为欧洲的工匠所掌握，直到18世纪欧洲才有独立的制漆工业。但是，无论欧洲瓷器或漆器生产的发展，都未减少从中国的输入；它们强有力地控制着市场。……在18世纪，茶只能从中国获得。饮茶的习惯在17世纪下半叶传人欧洲。佩皮斯（Pepys）在1666年9月25日的日记中说：‘我要了一杯茶，这是我从来没有饮过的一种中国饮料。’饮茶一旦流行，需要量就很大；在18世纪中期，茶的贸易是广州贸易中最重要的单独项目和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到17世纪末，英国平均每年大约运进20000磅茶叶，主要来自印度，是由中国帆船运到那里的；在1769—1772年的四年当中，平均每年从广东装运的数量，英国商船为10619900磅，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商船为12379000磅。”^[34]从16世纪末开始，由中国商人运到菲律宾的商品，特别是丝和丝织品，又被西班牙商人收购下来运往美洲市场出售，并因价格比较便宜受到各阶层消费者的欢迎，一直占领着市场，西班牙商人因此获得高额利润，即使冲击了他们自己国内的丝织业，也仍然违反规定用船超载运往美洲。“在菲律宾—墨西哥间的丝绸贸易中所得利润大得为投资的100%至300%，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早在1599年，一位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写信给国王劝他禁止西班牙公民从事中国丝绸贸易，仅允许他们从事其它商品买卖。这位官员写到，政府只需在每艘到菲律宾的中国商人船上买5担进口生丝，然后再将其出口到墨西哥出售，就可获400%的利润。到1638年，一位西班牙海军官员说，400%的利润只需将低质量的中国生丝从马尼拉出口到墨西哥就可获得。”^[35]利润就是吸引力，中国东南市场上的商品贩运到西方市场获得的利润使一批批的西方商人不惧风浪海盗之险，拼死而来，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