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东南市场的组成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范围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结构）。明中叶始，东南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联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八条干线商路驿道中的三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3]而且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大中型工商城市^[4]和大量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5]。当时商人心目中的繁华都市，“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会），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6]几乎都在东南。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四名的省份在东南，明末东南6省人口约6900万，为当时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7]据清中期统计的人口数字计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东南占24个（1820年）。^[8]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以及人多地少的压力都为市场的构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东南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东南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的陶瓷市场和佛山的铁器市场也属于这一类市场。

第二类市场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这类市场可以以自己的文化都市特色或手工业特色形成商业特色，但它的商业特色不像专业市场那样单一。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绫绵纡丝纱罗绸绢皆出郡城关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9]，但“聚货段匹外，难以尽述，凡人一身，诸行日用物件，从其所欲皆有”^[10]。南京、杭州、南昌、广州、扬州等都属于这一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构成纯然的原料或商品交易集散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吴城、临江、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地方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商品生产，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带动而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县的河口镇，既无手工业商品生产，而且地处赣、浙、闽交界的偏僻落后之隅。入明以后东南商品流通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却使其处于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阳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竟成为一大中转市场。^[11]厦门东南数公里处的浯屿岛和舟山城东南百里处的双屿港皆因地处海道要冲，又分别与厦门和宁波形成商贸辐射，在当时成了东南商人与外国商人交易的重要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12]按人口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东南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前述三类市场使东南地区形成的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也决定了这一判断。我们再看下面的分析：

工商较为发达的长江下游都是缺粮区，平常年景依靠米商从安徽、江西和湖广等余粮区运米接济，不仅形成了芜湖、九江大米市，而且还有类似苏州枫桥那样的粮米市场，米在这里再次被贩运到缺粮严重的地区，甚至贩运到福建和台湾；在清代，福建沿海缺粮区主要依靠台湾府接济。^[13]广东用米主要来自广西、江西赣南和湖南。明清的粮食运销主要是在东南地区，在明末，运销量为1000万石；清初，约2400万石，占当时全国总销量3000万石的80%。^[14]平常年景粮食运销量大，不仅说明其粮食市场的比较发达，而且还说明缺粮区的非农业即工商业的发展、人口增多和供粮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较大。

棉花、棉布产区主要在东南，棉花主要产区山东和棉布主要产区苏松地区形成的经济互动关系使棉花、棉布市场集中在大运河和长江下游两岸，并随着海外贸易的各种途径沿赣江和东南沿海进入世界市场。棉布的流通量，明代近2000万匹；清代则达到4000万匹，占当时全国4500万匹的90%。^[15](www.xing528.com)

丝和丝织品是华东市场又一特色商品。明代的太湖流域是中国丝和丝织品的重点产区；明末清初，丝织业已扩展到全国许多地区，但优质产品仍在江浙。江浙的湖丝名闻中外，不仅形成了环杭州、苏州、南京的丝和丝织品市场，而且辐射全国。徽杭大贾、宁绍丝客、秦晋众商、粤闽商侩络绎不绝。“桑麻遍野，茧丝绵纻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16]海外商客也把丝和丝织品作为首选商品，可见其商品流通量之大。“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纾，而三吴为最。”^[17]

中国的茶产区，明清时期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沿海的福建、广东等省，其中东南地区为富为佳，产有大量的名茶，并且形成了以杭州和广州为东、南中心的集散市场。“茶盐之利尤巨，……茶禁通于西北之虏，而多产于东南。”^[18]茶与盐皆为国家专卖，但实际上民产民营私销都是存在的。尤其在产区和市场皆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茶叶贸易因欧洲市场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乾隆年间，全国10个主要产茶省岁办茶引374870道，其中浙江、安徽、江苏、江西四省几占三分之二，为227618道。^[19]

东南的海盐盐场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左右的盐产量。^[20]它的市场意义更重要在于形成商业资本的积累和由各大小盐场与分派的销盐地区构成的市场网络，推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拥有巨额资本的盐商和海商集团主要聚集于江浙工商都市和东南沿海重要港岛，对东南市场的发展影响巨大。

其余的铁、瓷器的商品流通量在东南也拥有最大产地和内售外销中心市场，如佛山和景德镇。

根据上面的描述，我们粗略估计，占人口50%以上的东南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毫无疑问，对东南商人及其商品和商业资本来说，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与盐，即I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I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农村，^[21]城市和手工业乡镇的自我生产消费不得不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生产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正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物美价廉、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过多的手工业商品如布和丝织品，极有潜在商品生产能力的经济作物如棉丝茶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相对国内市场而言的新市场只有国外，即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有对中国商品的渴求，何况外国商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圆来做生意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去看问题，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或资本的欲望，是包含在商品和资本之中的小农生产的发展欲望和手工业生产因人口压力造成的低技术高劳力中利润实现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或资本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牟利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