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永远第一：西方对华扩张策略分析

西方各国的动机自始至终是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从为了寻找到他们迫切需要的香料市场和丝绸市场而开辟新航路，直到派遣特使来华向中国献贡、祝寿，从掠夺中国商船、杀害沿海和海岛商民以及域外华人华商到帮助中国政府攻打台湾郑氏、追击海上商盗，从用武力强占沿海岛屿到以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请求居留地，从急切推销欧洲产品到不顾一切倾销鸦片，从商务谈判、外交手段到发动战争、逼迫签约，无一不是从他们急切想得到的经济利益出发。而在其初，世界并未完全形成一体经济却已构成相关市场的时候，中国表现为既是一个大市场却又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并以自己的内陆文明为中心不把化外之人放在眼里，西方各国还是不得不主要以商贸和外交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动机。“1514年，当葡萄牙人第一次从马六甲到达中国时，除了要求贸易以及和明朝皇帝为此达成一项协议之外，并没有其它意图。”^[123]到了1787年，在英国特使卡思卡特接到的训令中，我们仍然看到的是这种动机与手段：

在1787年11月30日的训令里，指令卡思卡特中校前往北京；如果可能，应秘密驶抵一个北方的口岸，特别指定在天津；但如有必要，可以采用陆路，由广州往北京。他在该处商讨让与不列颠王室一个商站，不列颠商人可以在该处推销待售的货物，而中国商人和船只可以经常来往该处。在一封秘密函件中，曾经指出澳门是适宜于做这样的商站，可以从葡萄牙得到让与，但必须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另外可以选择厦门以内或其邻近，因为该处比广州更靠近茶丝的产区。在这种商站里，中国人仍然由中国司法管理，但不列颠籍人则由他们自己的法律管理；而英国的头目本人不负责不是他自己所做的行为。假如不能获得这样的商站，特使务必尽力争取获得双方都有利的贸易管理的最好条件。^[124]

这里已经没有外交辞令，一切都是赤裸的。正是在这种赤裸的指令中，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一切企图都在他们所需要的“市场”上，包括对“居留地”的要求。这种市场在300多年中是变化的，从开始希望得到香料、丝绸、瓷器，到后来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从16—17世纪不惜花费大量白银购买中国的商品到18世纪急于向中国寻找工业产品的买主以夺回白银。从西欧各国的动机来看，他们无一不希望中国市场成为当时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既然是一部分，也就必须随之运作起来。但中国的市场至少出现两大问题而使他们的希望常常搁浅，一是中国有能力向世界市场提供所需的商品却不大愿意接受欧洲的产品，即市场的流向大多是单向的，这便形成了中国方面的出超；二是中国的市场极富中国的特色，对外贸易受到政府的直接限制，政府的管理往往以管制手段实施，在欧洲人看来，不仅多受束缚，也不合他们的规范。这两大问题便成了市场贸易中发生种种冲突的基本原因。到英王向中国派出特使的18世纪末，其对华贸易的历史性的入超已经使他们十分焦虑，如果不能在中国的北方找到出售英国生产的毛织品的市场，就不能解决由于越来越多地输入中国的茶叶而形成的白银枯竭问题。更不利于他们国内已经发动起来了的“工业革命”这架机器的运转。这一事关他们生死存亡的经济行为已不是贸易能包括得了的，他们已是从市场的平衡发展上来认识如何解决入超的问题了。虽然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毛织品在中国没有市场的原因并不主要在于南方北方的自然气候因素，而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接受呢毛织品。(www.xing528.com)

于是在18世纪，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欧洲商人对华经济手段多有尴尬之处，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对付手段在足以让欧洲人有苦难言之时也令中国有识之士有难言之苦。英国政府对卡思卡特的训令中有一段话与乾隆回复英王的一段话各说明了这一问题。前者私下交待卡思卡特谈判技巧：“两国之间的贸易所产生的利益是对双方有利的，在贸易的过程中，我们除得到其它货物外，我们购买总重量达2000万磅的中国草（指茶叶），这是在其它市场不能售出的，因为任何国家，不论是欧洲或亚洲，都不用它。我们为了购买它，用毛织品、棉花及其他对中国人有用的货物来交换，但大部分则用白银偿还中国。”知道当时欧洲茶叶市场的人对此谈判技巧一定以之为黔驴技穷，这太像在自由市场上很不老道的人“砍价”的口气：“没有我，你的货就卖不出，所以，你应该给我更多的好处。”可见其尴尬。这样的意思，在后来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又有进一步的体现，而英王给乾隆的信中当然表述得委婉一些，但通过市场贸易谋求其经济利益则是实质性的。乾隆是这样答复英王的：“中华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仰赖别国货物。中国特别盛产茶叶、精美瓷器、丝及其它物品，皆为尔国及其它欧洲各国必需之物。”此话可谓是针锋相对，信的末尾再加上严厉“警告”，显示中国政府软硬不吃，更具帝王魄力，英王读后一定更尴尬。但是，中国方面这种“没我，你活不好；没你，我照样活”的“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自傲也有尴尬之处，中国东南商人企图与欧洲人贸易与之互动互利的事实，中国的“特别盛产”只有进入世界市场才更具价值也更有利于中国的道理都被80高龄的君主置于一旁。拒绝英国人，拒绝世界市场，是中国王权对外发挥的极致，也是中国政府放弃发展机遇走向衰微的开始。^[125]

应该说，在西方人中也可以分出政府与商人的不同利益要求，但这种不同，只是在获取利益的方式上，在匀分利润的构成上存在差别。而积极向外扩张并谋求经济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在面对中国政府强硬的限制贸易和官僚的过分勒索时，西方政府与商人更是一致对华，他们以自己共同的利益要求和不同的谋利方式对付中国。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对华贸易，英国人唱主角。18世纪，商人用的是白银，政府用的是贺礼；而到了19世纪，商人（主要是散商）或明目张胆或鬼鬼祟祟地以走私方式向中国倾销鸦片，政府则以武装保护商人，最终则是派出将军和炮舰向中国推销鸦片。在西方人身上，也可用上中国官员所总结出来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律：通则商，禁则盗。经济利益使之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