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扶贫需求和扶贫供给的相对平衡，因此有必要透彻了解扶贫需求和扶贫供给。

扶贫需求不仅包括贫困对象的需求，还包括扶贫事业的客观需求，这主要是由于单个贫困对象（包括一些贫困地区）不一定能对脱贫需求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一般而言，贫困对象对扶贫资源包括政策、资金、项目、服务等的感受更为直接和迫切；而从整个扶贫事业出发，则还需要更多地考虑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扶贫保障是否健全等，因此扶贫需求不限于贫困对象的需求。

而扶贫供给则是扶贫方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具体而言，作为一项民生保障工程，扶贫工作不能仅靠市场来完成，还需要政府兜底和社会帮扶。因此，扶贫供给不仅包括狭义上扶贫政策的制定以及据此而来的扶贫物资、项目和服务等的提供和管理，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帮扶主体、帮扶方式的确定，配套制度的完善，及帮扶过程的监管和考核等多个方面。概括起来，扶贫供给包括政策供给（狭义）、资源供给、保障体系供给等多个方面。其中政策供给主要指提供给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各项优待政策，包括社保、住房、贷款、产业发展、就业、就医等各种优待；资源供给是实际提供给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各项物资、服务、项目、人才等；保障体系供给包括政策和资源供给方式、帮扶主客体权责及相互关系的确定，财政金融等配套制度的完善，扶贫资源和扶贫过程的监管，扶贫成效的考核评估，扶贫责任的追究等。

由于扶贫供给各组成部分内部极为复杂，如扶贫政策供给既包括国家层面政策，也包括地方层面政策，还可将政策按类别划分，即扶贫政策供给内部也有其自身的结构性搭配和安排。因此，扶贫供给侧结构指的是扶贫供给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强调政策供给、资源供给、保障体系等内部结构，又强调各供给结构间的相互关联。如既强调帮扶主体的多元结构，强调各主体地位和功能的配置，又强调各自的帮扶资源和帮扶方式及其政策支撑等。

近年来，尤其是自2013年“精准扶贫”概念提出之后，扶贫供给受到了各界关注，扶贫供给结构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如在帮扶主体方面，近年来整合社会力量扶贫得到了极大的关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求：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2017年中共十九大也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用好政府、市场、社会三种资源，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各自优势，尤其当主要依靠政府扶贫的传统模式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的时候，倡导社会力量扶贫有利于摆脱以往政府扶贫单打独斗，心有所系，但力有不逮的困境。又比如在扶贫资源供给方面，以往单纯强调给钱给物，现在不仅强调加大财政扶贫力度，而且更强调“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智力帮扶、产业扶贫得到更多的重视，扶贫先扶志，脱贫意愿和脱贫信心也引起了各界极大的关注。即使是在财政支持上，也不局限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也日益受到关注，贫困者无偿使用逐渐转向无偿和有偿使用相结合。可见，在强调扶贫效率和效益的同时，扶贫供给结构也悄然发生了变化。(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精准扶贫战略的出台本身就是一场供给侧改革。以前我国自上而下对扶贫事业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却难以实现预期，关键在于供非所需，或对象不够精准，或配置低效。在此背景下，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新的扶贫理念和扶贫方式，强调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改善供给结构，提高有效供给。况且，作为一项顶层设计，精准扶贫本身就是公共政策的供给创新，是对传统扶贫政策的完善，使扶贫政策供给更契合当今扶贫现实的需求。

几年下来，精准扶贫工作初见成效，然而各地也仍然存在着扶贫对象定位难、扶贫产业找准难、扶贫资金统筹难等问题，一些地方扶贫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扶贫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甚至错位问题也有所发生，这些现实困扰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绊脚石。恰逢此时，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精准扶贫”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学者们认为，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扶贫供给侧入手，通过优化或重组扶贫投入结构，增强有效供给来提高扶贫质量，进而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其核心在于进一步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实效性。^[8]学者们还针对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涉及扶贫供给方式、扶贫供给主体、扶贫思维以及具体的扶贫供给要素等方面。无论如何，“供给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供给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意在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

总之，要解决现今扶贫攻坚难题，必须进行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通过优化扶贫政策、整合扶贫主体、创新扶贫方式、合理配置扶贫资源、夯实扶贫保障体系等，改善扶贫供给结构，增强有效供给，提升扶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