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从统计数据上看，湖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是拉大的。这种现象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研究湖北省省域内的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1.基本假设

假设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农民工的市民化规模。在已有理论中，列文斯坦(Ravenstein，1899)、阿瑟·刘易斯(W.A.Lewis，1954)、舒尔茨(Schultz，1962)、李(Lee，1966)的研究都充分凸显了城乡收入差在市民化中的作用，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的重要基础。在托达罗的理论中，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被阐释为动力机制，相应的微观决策即是建立在城乡这种收入对比的理性考量基础之上。大部分国内外城市化进程也体现了这一点。基于此，作出上述假设。

假设二:城市就业概率的变化与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城市经济增长趋势减缓或恶化会增加城市失业，降低成功就业的可能性或就业变得更为困难;反之则为相反的结果。这实际上改变了农民工在城市获取城市劳动收入的几率。按照托达罗所阐述的动力机制，这会降低决策个体对城市就业概率的预期水平，进而降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弱化市民化的动力。农民工的就业位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带，经济形势的下行或放缓首先冲击的是农民工群体。这一点可从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后沿海省份和湖北省内大量农民工失业的现象得以佐证。由此作出上述假设。

2.模型的建立

以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拓展后得到的农民工市民化模型为理论依据建立计量模型。按照农民工市民化决策模型，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这一驱动机制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根据其数理表述d=ω(Wu－CP)－Wr，可变形为:d=(ωWu－Wr)－ωCp，其含义即城乡预期收入差(ωWu－Wr)与城乡预期私人成本差(ωCP)^[3]的差距为市民化的驱动。因此，这一机制主要包含如下影响因子: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城乡私人成本差、城市就业概率。根据对模型含义的理解，将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规模表示成这些因素的函数形式，如式(3.9)所示:

其中，Mt为t期农民工向省内城市的流入并市民化的规模;GIt为t期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即(wu－wr);GCt为t期城乡私人成本差距，即拓展以后的托达罗模型中的CP;πt为t期农民工城市就业概率，取决于城市新增就业机会与城市失业人口总量，即原托达罗模型中的在此函数中，包括两种成本，即反映在GIt中作为减项的机会成本(用农村收入来表示)和城乡生活成本差GCt。

在建立数理模型时，注意到在函数(3.9)中，城乡实际收入差距(GTt)与城乡生活成本差距(GCt)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消费取决于收入水平，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农民工的城乡生活差距与其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因此，若在建立的计量模型中将二者作为两个单独的解释变量来对待，则基于上述的经济学理论，将很有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设置不合理。对此，处理的办法是将二者作差，即得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净收入，其实为城市收入与进城的机会成本及城市生活成本之差，即(GTt－GCt)。这正是进行了成本拓展以后的托达罗模型经济含义的体现。

至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概率πt，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观测，在统计资料中也缺乏相应的数据。对此，通常采取寻找代理变量的做法来处理。根据《湖北调查年鉴》统计数据，湖北省农民工省内就业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与建筑业(为70%左右);而行业产值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的就业形势。有鉴于此，可用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年度产值与增长率来代理农民工就业概率。

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Mt为省域内农民工市民化规模;NTt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净收入(GTt－GCt);GRt为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年产值增长率。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中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是基于三个变量量纲差异的考虑，这对结论没有实质性影响。

3.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湖北省选择市民化的农民工年度规模(Mt)，具体用省域内城镇的农民工数量来替代。指标计算方法为:农民工规模=“省内县外”农民工数量+“县内乡外”农民工数量;数据来源于《湖北农村统计年鉴》(1996—2015)中农村劳动力省内流动中统计口径为“省内县外”“县内乡外”的数据，并同时参考《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6—2015)中的相关统计指标。

表1　湖北城镇农民工规模及相关影响因素(www.xing528.com)

续表

资料来源:《湖北统计年鉴》(1996—2015);《湖北农村统计年鉴》(1996—2015);《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6—2015)。
说明:历年的城乡人均纯收入或城乡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都根据相应年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以1995年为100)平减后得到;制造业与建筑业产值增长率则根据相应年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调整后计算而得到。

(2)解释变量

农民工城市净收入(NTt)。此指标代表农民工市民化动力机制中的核心变量，为农民工的城乡实际收入差与生活成本差的差值。其中，城乡收入差应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收入与农村收入之差。由于相关信息的统计较为欠缺，农民工城市劳动工资数据非常零散，不能满足本研究对时间序列数据的需求，故以城市人均纯收入作为替代变量。因此，有计算公式:农民工城乡实际收入差=城市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民工城乡生活成本差应为其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与农村生活支出的差额来表示。但基于同样的理由，农民工城市生活支出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故用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来代表;农村生活成本则用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来表示。由此，有计算公式:农民工城乡生活成本差=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综合上述情况，则有:农民工城市净收入=城市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相关数据则参照《《湖北统计年鉴》》(1996—2015)。

制造业与建筑业产值增长率(GRt)。如前所述，这一指标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概率的代理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城乡预期收入的大小，从而更进一步影响其城市流动的决策。本指标的计算公式为:制造业与建筑业产值增长率=(本年度制造业与建筑业产值之和)÷(上一年度制造业与建筑业产值之和)×100%;所涉相关数据则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1996—2015)。

4.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统计指标及数据来源，利用Eviews8.0统计软件基于最小二乘法(ols)对计量模型(3.2)进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尽管LOG(NI)、GR及常数项分别在1%、10%与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但DW值为0.6540则表明，时间序列存在着自相关。对此，运用newey-west方法对回归进行调整来消除自相关，得到如表3的回归结果:

表3　用newey-west方法调整后的估计结果

经newey-west方法调整以后的估计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值R2达到0.84的水平，拟合情况总体尚好。从估计系数来看，LOG(NI)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GR则不再显著。对此结果分析如下:

第一，农民工在城市的净收入与其市民化规模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湖北省农民工市民化背后的经济规律与托达罗模型的动力机制是相吻合的，同时也验证了前面的假设一。回归系数0.5134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扣除农村机会成本和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后的余额即净收入，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湖北省内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就要增加0.51个百分点。湖北省的农民工市民化规模的实际变化与城乡收入的变化在趋势上的一致性与此回归结果总体相符的。必须要注意的是，本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是基于湖北省省域范围内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局部分析。但事实上，由于制度的松动，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在省域内与省域外都是基于市场的个体决策机制。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力机制不仅会基于湖北省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产生作用，还会针对湖北农村与外省城市(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乃至湖北省与外省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而产生作用;而后者有可能会削弱前者的作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湖北省农民工省外流动的规模占其农民工总量的60%左右^[4]的现象。当然，这虽并未包含与本文此处的分析中，但也并不违背托达罗模型的动力机制分析，而总体上刚好是其作用的体现。

第二，农民工就业所集中的制造业与建筑业的产值增长率与其市民化并无显著性相关关系，甚至还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这说明假设二是不成立的。分析其中原因，可能存在这几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农民工处于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其整体就业形式呈现非正式化的特征。这也意味着企业对其权利实现没有很好的保障，而政府对提供的公共服务又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工能够实现一定幅度甚至较高幅度的收入增长，其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不足也会弱化收入增长的激励作用。这样，就会出现农民工所就业行业即便因为快速增长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农民工试图努力抓住就业机会的动力也不一定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强烈。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行业增长率与农民工市民化规模的弱相关性。

第三，是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而接受正式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不多，其自身素质总体得不到提高，相对来说较难胜任相对较高技术含量的职位或工作。从湖北产业发展来看，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其过剩产能得以削减，整体技术水平在提高，结构也在逐步优化。这种内涵式增长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也在发展变化，即掌握一定技术和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对纯简单劳动的需求则相对下降。囿于自身能力水平，农民工的真实就业机会不一定会随着行业的快速增长而提高，这对农民工的城市流入规模还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一致作用，正如计量模型回归结果中不太显著的系数(－0.0111)的经济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