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特产税取消对农村脱贫的影响

“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6年，河北省灵寿县清廉村农民王三妮满怀对党的感谢之情，自费铸了一尊三足青铜圆鼎，鼎上铭记了历代田赋变迁，命名为“告别田赋鼎”。如今，这尊鼎就静静地立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四号展厅里，代表着无数农民的心情，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变迁。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同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6号主席令，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

告别田赋鼎。t

自此，至少运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彻底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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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虽然已经是历史，却代表着长期以来农民对国家发展的超额付出与奉献，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重要的事儿。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在历史上，它是历朝历代得以维持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中华文明得以永续发展的物质支撑，也是新中国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积累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952年后，根据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情况，对农业税政策作了一些调整。1956年起，中国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开始起草新的农业税条例。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农业税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税税法。

改革开放之际，农业税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对贫困地区采取了大量减免税政策。

1978年12月2日，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1979年11月9日，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农业财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农业税的征收额应当继续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1985年2月2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贫困地区减免农业税问题的意见》，对于符合条件的最困难农户，可以从1985年起给予免征农业税3年至5年的照顾。

二是逐步建立了对农业特产品征税的制度。

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1993年2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对部分农林特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1994年，配合中国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农林特产农业税与原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它和《农业税条例》两个法律文件成为征收农业税的主要法律依据。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在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作贡献的大背景下前行。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贡献，除了农业税之外还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实现。正是依靠“三农”发展提供的巨额原始积累，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城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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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取得长足进步，国民经济实力增强、结构趋优，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和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做法。

1992年，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进行了税费制度改革的试验，按照全镇每年的支出总额确定农民的税费总额，税费一并征收，分摊到亩。随后全国一些农业大省纷纷效仿。1993年，河北省的部分地区及安徽阜阳、贵州湄潭、湖南怀化等地方也开始改革试点。这些早期试点改革在具体方式方法上各有不同，但大致说来，有税费合一模式、税费大包干模式、费改税模式等几种类型。这些早期自发进行的局部改革尝试，主要围绕“三提五统”进行，在短期内不同程度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存在做法不尽规范、不甚妥当的问题。

为克服地方改革的局限性，中央决定加大力度，从全国、全局的高度指导农村税费改革。1998年9月，中央成立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同年安徽试点启动，2001年江苏启动改革试点。2002年改革步伐加快，试点省份新增16个。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3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由于有安徽、江苏等省份率先试点积累的经验，全国改革试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此时的农村税费改革已不再是单纯地制止不合理收费，而是要在法律规定的税收幅度内减轻农民的赋税，这意味着农村税费改革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新世纪，解决好“三农”问题被作为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连续出台。当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在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解决“三农”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以新“重农论”为核心的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理论体系日渐成熟。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自2004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

在2004年秋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自中央政府宣布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税费改革骤然加速。从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模式看，主要有三种：第一，全部免征农业税。如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浙江、福建。西藏一直免征农业税，上海于2003年开始免征农业税。第二，降低农业税3个百分点。全国有12个省份实行的是这一模式。第三，降低农业税1个百分点。全国有11个省份执行这一模式。各地积极落实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当年全国农税负担平均减轻30%，农业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不足1%。

2005年，农业税减免进一步提速。当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2006年在全国各地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据统计，至2005年底，有28个省份已经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3个省份即河北、山东、云南也已经将农业税率降到了2%以下，并且这3个省中有210个县免征了农业税。至此，农业税已经名存实亡。(www.xing528.com)

随着2005年1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农业税在中国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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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的取消，体现了党和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决心，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普遍趋势，是深得人心之举。一种趋势要变为现实，必然需要许多条件的铺垫，比如像杜润生这样德高望重的资深“三农”问题专家的郑重建议。

建议给农民免税

（2002年11月9日）

农民的税费在2500亿—3000亿元这个数。

在十六大召开之际，向党中央提一条建议：希望中央明令免除农民赋税5年，5年过后，农村也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度。理由如下：

（一）在解放战争中，农民贡献了几十万人的生命，换来新中国的建立。解放后，又努力生产，通过统购统销，每年低价出售800亿—1000亿斤粮食，供应农外人口消费，发展工业化。做了这些贡献后，农民现在应该享受一点工业化的红利，从过去以农补工，转变为以工补农。

现在看来，完成这个转变，还要继续一段时间。现在农民处境艰难，需要党和政府及时给予照顾。

（二）我们国家资源禀赋是人多地少，不足20亿亩耕地（1.3亿公顷），由近8亿农民经营，人均2.2亩耕地，一个农户10亩多耕地，不足1公顷。农业是弱质产业，它承受自然变化风险，又承受市场变化风险，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土地的生产率不是可以无限增长的。因此，农民靠这2亩多土地，解决温饱还可以，走上小康就困难了。农民还必须在农外寻找谋生之路，或者在本地办乡镇企业，或者在农外打工，农业问题需要到农外解决，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但是让大量农民变成市民，这是涉及很重大的一种制度变迁，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需要较长的时间。

（三）从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除了国家收购粮食价格和其他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之外，农民上缴的税费，包括土地占用税、农牧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再加上“三提五统”和其他摊派，计算下来大约有2500亿—3000亿元。那么每个农民一年上交的税费是314—377元，目前农民的年收入是2366元，税费平均占到13%—16%。如果扣除下一年投资所用，农民真正可用于日常的生活消费，也就是1500元。

（四）城市居民年收入是6859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名义上为2.9：1，实际上可能达到5：1，城乡差别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进行的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般低于1.5：1，很少有超过2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向缩小城乡差别方向努力，取得进步。

（五）以上事实表明，城乡差距更加值得党和政府的关注。有必要对整体处于低收入的农民群体予以照顾。

建议给农民免税5年，向农民传达一个信息：党中央除了领导全国发展经济，从总体上改善人民生活外，还将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对农民这个低收入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从减轻负担入手，是一项比较现实的措施。

考察全世界的国家，一般都没有向农民收取职业税，相反，还给予农业补贴。我们国家也给一些农业补贴，每年300亿—400亿，但大都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因为中国农民太多，像发达国家那样直接补贴农民，我们补不起。所以，减轻农民负担，也就等于增加农民收入。中央提出，农村费改税。现正初见成效，就是例证。

（六）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在16000亿元以上，还有预算外收入，可达到30000亿元，农民的税费2500亿—3000亿元（统计局口径：1050亿），按此数免交5年，国家财政是承担得起的。“三提五统”（约552亿），可以保留，其数额由各省规定上限，不得超过。地方收入减收，可由中央转移支付。5年中，应制定出农村实行个人所得税施行办法。

建议是否可行，望大会审议决定。^[1]

在我们党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开始趋于协调的重要时节，适时提出取消农业税，体现了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杜润生的历史情怀和卓越远见。

取消农业税之后，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是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全面取消农业税，清理整顿了各项税费和摊派，有效遏制了曾经一度屡禁不止的农村“三乱”现象，初步建立了农民减负增收的长效机制，使更多农民加快了脱贫的步伐。

二是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规范基层行政行为，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三是强化了农业基础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农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果对农业征税，则使农业在国际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增加农业生产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是开启了统筹城乡发展新纪元。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税收制度的终结，使更多农业富余劳动力能够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有利于他们增收致富摆脱贫困，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