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农民工的形成及初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存在的大量潜在富余劳动力开始浮出水面并大批转移就业。从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到逐步大规模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辛勤而艰苦工作，推进了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从那时起，每年农历新年前后，浩浩荡荡的候鸟式人口迁徙，或南下北上，或东去西往，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构成了全球最大人口流动的宏大画面。而这一画面中的最大主角，就是奔波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农民工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对广大农民追赶时代脚步，过上富裕生活，以及农村贫困群体摆脱贫困，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0 世纪90 年代末农民工外出打工情景。（《农民日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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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基本经营体制燎原神州大地后，农村生产力极大地得到了解放，广大农民也由从事农业的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变，多种经济成分都在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乡镇企业成长起来了。

“离土不离乡”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转移方式。除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的管辖体制下，农民一般情况下不能进城就业甚至久留。也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进入非农行业就业。

据统计，1984—1988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当地的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9545万人，其中1984、1985两年每年新增就业近2000万人。

乡镇企业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萌芽、60年代的徘徊、70年代的复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就总体而言，在1978年前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基本上是在曲折中增长的。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失衡的城乡关系，尽管还不足以打破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最先提出，“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土地不能再生，人口可以转移。若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到50%，形成人口转移，就能够减少农民、富裕农民”。^[4]

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就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那时，城里人把进城农民叫盲流，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紧闭城门”。而杜润生认为：“民工潮是农民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反应，是改革后农民对自主权的自觉运用。这样的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创造农业步入现代化的条件，有利于农村耕地整合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利于自给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商品化专业化转变。”^[5]它可以说是农民以自身力量疏通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邓小平同志对农民务工是十分支持的。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会见喀麦隆总统、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国主席比亚，在谈到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时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搞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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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所有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同时，城镇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劳动力需求迅速增加。而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副食品市场的放开，客观上为农民长时间驻留城市务工提供了可能。当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几乎是用之不尽，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跨地区流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落户，维持多年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出现松动。

最早进城的农民主要是当保姆、干脏活累活的临时工，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的雇工以及制作家具、补鞋、补锅等的手工匠人，也有往返于城乡之间进行各种商品贩运的小商贩。这些都是大多数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

1986年，国家开始允许国有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到1986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进城农民已达480万人，加上未登记入册的估计有1500多万人。农民流动的主要目的是打工赚钱，也有青年农民是为转变身份而寻找出路。

80年代后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开始有大批农民涌向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农民外出打工赚钱的冲动不可阻挡。1989年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当时也被称为“盲流”），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样的“流动大军”在全国达3000万人。每年从农历初五起，每天有数以万计甚至高达十几万的出省民工涌向车站、码头。(www.xing528.com)

1990年1月，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谈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时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发不应走都涌入大都市的路子。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是针对耕地的富余，而农村在田林山海间，发展农林牧副渔的空间还很大，开发大农业的情况下就不是绝对富余；另外一方面，农民进城务工或灵活就业，需要进行培训提高素质，避免盲目对城市形成人口压力。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有较长远的前瞻性的，与高层决策方面的取向是一致的。

1990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对农民进城务工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并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这些政策手段在于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门槛，防止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其原因一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批知青返城、干部职工“摘帽”落实政策等因素，城市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全国约有2000万人需要重新安置就业；二是1988年底，由于经济过热而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许多在建项目被叫停，城市的新增就业压力明显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速度有所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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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确立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外商投资大举进入，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大批国有小企业改制，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速，劳动力需求再次迅速增加，“民工潮”愈来愈猛，“离土又离乡”式的转移越来越普遍。

正是这股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流动浪潮，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持续推动力，而且推动着城乡发展逐步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的社会变迁。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1993年达到6200万人，1994年达到7000万人，1997年突破1亿人大关。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海绵，可以吸纳无数农村劳动力，如今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压力下，海绵中吸纳的水分大量释放，“民工潮”喷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1993年，“民工潮”刚一兴起时，已经离休的杜润生老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又一次自发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杜老最看不过农民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方方面面处于弱势：没有自由迁徙权；受教育有限；农村失业人口不叫失业人口，也没有失业救济；农民负担重；医疗保障不健全；就业难……他不时地在各种场合呼吁让农民成为“自由人”，给他们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20世纪90年代，后来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已经来到深圳打工。十几年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民工荒席卷珠三角，张全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城乡之间的劳务枢纽。十多年里，张全收带着他河南信阳老家的乡亲们源源不断地离开土地，来到城市的工厂里；而他们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又络绎不绝地流回老家，抚慰和滋养着家乡。

面对持续涌动的“民工潮”，有关部门的政策倾向开始从单纯劝阻农民流动转向促其有序流动和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因为通常情况下，农民工干的都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活，限制农民工进城对城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没有多大帮助，相反城市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农民工提供的服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优先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为优先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也为了防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向城市流动，政府从减轻城市压力、维护社会稳定考虑，各大城市陆续出台政策，通过数量、证件、管理、审批和工种限制等手段提高农民工流入的门槛，并将农民工就业范围限定在某些工种以及非正规的就业部门。

这时候，仍然有一些农民勇敢地到城市创业，取得城市和农村两方面都欢迎的业绩。比如，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北坡村农民刘适瑞，1999年因村子被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移民搬迁后没有合适营生，就带着移民安置款来到北京创业。他先在鼓楼附近开饭店，用开饭店挣的钱，又创办了前门红人家政。他采用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方法，将垣曲老家因小浪底水库修建失去土地的数千农民，带到北京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

21 世纪初在招聘会上求职的农民工。（《农民日报》资料图）

刘适瑞带出了一人，十人，百人，千人……，当成千上万人进入京城后，似乎一场新的“移民潮”又形成了。在北京打工，每人每年可能挣到4万元左右，农民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改变？技能如何提高？人身安全问题怎么保障？劳务出现纠纷谁来维权？特别是一家人多地生活，单调乏味的工作，让这些身处异乡的人，会感到特别的孤独，怎么办？为了解决老乡们的后顾之忧，刘适瑞在垣曲县委、县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牵头在北京成立了垣曲临时务工党支部、北京垣曲商会、北京垣曲人互助会等一系列机构。长期以来，红人家政的员工常年为北京近万家庭提供各类家政服务，每年能够稳定地挣回数亿元的工资收入。这个过程无形中解救了许多有可能贫困的家庭。

无论如何，劳动力部门转移的从低到高，可以对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推动力。据世界银行（2000年）估计，中国在此前20年间的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为GDP贡献16%的增长率。据国内学者测算，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3%。有人说，中国源源不断的农民工在追求自身生活改善的同时，无疑是造成“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人口红利，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这源源不断为了改变命运而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亿万农民工，让中国降低了发展成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支撑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平均收入（工资收入加上各种实物性福利）比农民高出127%，每雇用一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积累达7381元，以1999年9546万农民工计，当年农民工创造的剩余积累为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9%。从世界经验看，人口流动性大、迁移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充满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国的地区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