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家庭生活场景：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90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只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残余的饭香。
这是40余年前的真实情况，是新华社记者李锦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那时节，在其他许多地方，类似的情况也并不鲜见。
李锦是著名的调查型记者。1982年12月31日，邓小平听取李锦参与的农村改革情况汇报后，对他做出“你有发言权”的评价。他是大型电视片《邓小平》中唯一出镜的新闻记者形象。
根据李锦的报道，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能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现朔州市平鲁区）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之日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
鉴于这样的情况，在推行整体经济改革的同时，党和政府在这阶段也开始在扶贫领域采取一系列专门的政策措施。
1980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专门支持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当年的资金规模为5亿元，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财政发展资金。
1982年，国务院决定对以甘肃省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专项拨款20亿元（每年2亿元），建设期10年。提出的目标是，3年停止破坏，5年解决温饱，2年巩固提高。在实施过程中，制定了“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发展战略，实施了大规模的自愿移民搬迁。“三西”建设在中国扶贫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区域性扶贫行为，为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全国性扶贫开发积累了大量经验。
198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为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开始安排以工代赈扶贫计划。从本质上讲，以工代赈是以开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为手段，以缓解和消除贫困为目的，通过实物或现金的投入，使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以改善，同时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优越的外部环境，进而提高贫困地区经济自我增长能力的一种扶贫方式。
198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明确提出了针对贫困地区的具体扶持和优惠政策。(www.xing528.com)
这个《通知》指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策略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按照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内部活力。国家对贫困地区要有必要的财政扶持，但必须善于使用，纠正单纯救济观点。山区要认真重视发展林业、畜牧业、加工业、采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密切同城市和平原地区经济的联系，变单一经营为综合经营，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纠正依赖思想。对贫困地区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比一般地区更灵活、更开放的政策，给贫困地区农牧民以更大的经营主动权。减轻贫困地区税收负担，给予优惠。搞活商品流通，加速商品周转。要重视贫困地区的教育，增加智力投资。有计划地发展和普及初等教育，重点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加速培养适应山区开发的各种人才。
之后，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专门将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一章来阐述，明确了贫困地区的发展目标以及政策支持。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文件成为当时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指导文件。
这一时期是商品经济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阶段，也是农村经济体制重大调整的阶段，更是中国开始大规模区域性扶贫活动、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阶段。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9年的160.7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6元，增加了约1.5倍，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7.23%，年均增长11.02%。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7%减少到14.8%。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
[2]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4页。
[3]韩长赋：《钟声不灵政策灵》，载《农民日报》1998年12月1日第14版。
[4]余展、高文斌：《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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