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脱贫的影响

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八组，是中国上百万农村居民组中普通一分子。

1979年冬，通过群众选举，周宝生当上了当时的生产队长。当时每个劳力日工值只有9分钱。年关将近的一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周宝生赶路回家，正碰上本组几个壮劳力挑着柴担往县城送，以便换几个油盐钱过年。周宝生就这件事让队里的干部们展开讨论，大家都心情沉重，发出了一定要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誓言。

周宝生1969年初中毕业，此后参加过贫下中农宣传队，又应招参加过“三线”建设并做过县化肥厂亦工亦农的工人。在化肥厂期间，有一次一个工人因故被车间主任训斥：“不好好干，就滚回农村去！”周宝生打抱不平，说：“农村怎么样？农村是广阔天地，不是劳改场！”这种人格的不平等对待给周宝生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他开始思考农村发展出路的问题。后来回到农村后，他对当时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逐步有了抵触情绪，开始思考农村如何走出一条发展之路。

他当上队长时，在当地对“联产计酬责任制”还存在很大争议的情况下，八组就率先尝试了这条“危险”之路，实行了“包产到户”。结果，1980年粮食增产54%，苎麻、芝麻、花生等作物也获得大丰收。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温饱问题终于解决了。

1981年，为了偿还历史所欠的国家贷款和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富，八组开始筹资搞工副业。先是在官桥街上租房子办熟食店、副食品经销店和冰棒加工厂，一年下来赢利7000元。以此为家底，周宝生领导八组走上了发展之路。

以后，周宝生又带领大家发展了农机铸造厂、沙发厂、家具厂、砖瓦厂、煤矿等一批企业，做到了厂厂盈利，路路来钱。但是根据市场行情，又对其中一些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形成了一批效益型的拳头企业。目前，八组拥有资产达30亿元的田野集团和环境十分优美的村庄，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6.5万元。

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地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过程中，史来贺、鲁冠球、吴仁宝、宋作文、徐文荣、吴栋才、周耀庭、禹作敏……这一个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农民，都纷纷顺应改革大潮，带头开创了各自乡村的创富故事。

官桥村八组村容村貌。（摄于2018 年10 月）

那时候，他们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中。从此，他们不仅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图谱中留下各自身影，也与中国的工业化，与中国制造的历程，与农村的发展进步紧紧相连。当然，有的带头人后来因为个人膨胀出了偏差，那是小支流；另一方面，其反面教训也为规范乡镇企业发展起到了警醒作用。

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5]

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对乡镇企业高度评价。1983年初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后，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安置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可以就地就业，也增加了收入，农村面貌也得到巨大改变，乡镇企业还支援了农业。尽管邓小平说这不是中央的功绩，但正是由于中央给了乡镇企业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这支“异军”才能写就中国乡村乃至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www.xing528.com)

其实，乡镇企业早在50年代就兴起了。1958年，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后，各地纷纷利用土钢铁、土机床、土原料、土设备、土办法举办各种工厂，“公社工业”成了专用称谓。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后，公社工业转变为社队工业，加上社队办的种植场、养殖场等企业，就形成了“社队企业”的称谓。“大跃进”后，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中央要求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压缩战线，社队企业滑入低谷。1968年，中央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后社队企业很快又发展起来。1977年，原农林部专门成立人民公社企业局，农村手工业企业则归人民公社领导管理，社队企业的发展就名正言顺了。

1978年，社队两级共有企业152.43万个，安置农业转移劳动力2826.56万人，产值达到491亿元，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8%左右。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首次以法规的形式肯定了社队企业的地位。

1981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提出，社队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并要求继续予以支持。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支持，主要是针对集体企业（即原来的社队企业）的。而对于其他类型的乡镇企业，则主要以放松发展限制为主。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鼓励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实行政社分设。由此，中国确立了乡镇企业（当时称为社队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进入“黄金时期”。

这一年，在各地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情况下，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将农村的“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社队企业本来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但随着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农村各类经济主体越来越活跃。出于归口管理的需要，乡镇区域内的集体企业、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都被纳入乡镇企业范围。

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进行了明确规定：“对饲料工业、食品工业、小能源工业的投资和其他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费，在贷款数额和利率上给予优惠。按税法规定，对新办乡镇企业定期免征所得税，期满后仍有困难的，可以继续定期减免。乡镇企业用于补助社会性开支的费用，可按利润的10%在税前列支。”

据当时的农牧渔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1985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222.5万个，比上年增加616万个；企业职工人数增加到69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由上年的14%提高到19%；总产值达到2728.4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43%，其中建筑业和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分别增长45.2%和54.9%；企业总收入达到2565.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速度为47.2%；企业纯利润达到287.4亿元，上交国家税金137.2亿元。在乡镇企业经济发达的地方，乡镇企业的税金已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乡镇企业职工主要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资收入成为当时近7000万得以务工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走上小康生活道路的有力保障。

到1987年，乡镇企业产出的二三产业产值合计达4854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