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如何？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简单直白的歌谣，道出了农民的喜悦和欢腾。
连一直坚定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昔阳县也在1982年底实行了包产到户。起初在北京的陈永贵表示犹豫，说：“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出乎他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1998年12月1日，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长赋，在《农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短文，非常生动地介绍了包产到户前后东北农村的变化：
20年前，我在东北农村当大队书记，那时候生产抓得很紧，一大早就到生产队里去敲钟。头遍钟，家家户户烧火做饭；二遍钟，全体社员集合出工。前边有村干部领工，后边有村干部催工，但仍是慢慢腾腾，稀稀拉拉，出工不出力。尽管劳动力全部归田，起早贪黑，每年仍有很多地侍弄不好。庄稼长得不壮，杂草倒很旺盛。当时总以为这是东北地太多的缘故。
1983年，东北农村也实行包产到户，此时我已到北京工作，偶尔有机会回乡，突觉情况大变，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没有干部敲钟，家家户户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地侍弄得清清爽爽，还有暇余外出打工。过去年年喊要上“纲要”，过“黄河”，就是过不去。现在不声不响，早过了“长江”。
现在想来，道理也很简单，也很深刻：土地承包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得到了更多实惠，真正感觉是为了自己劳动。为自己劳动，为啥还要干部敲钟？钟声不灵政策灵，是党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政策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国家政策稳定，农村就有大希望。江泽民总书记讲，家庭承包经营30年不变，30年之后也没有必要再变，实乃农业之幸，农村之幸，农民之幸也。[3]
包产到户的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一举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其最重大的制度意义在于，终于承认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是农民家庭的客观规律，农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终于回归到了农户家庭。
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在促进增产增收、解决吃饭问题和贫困问题等方面的效果极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095亿斤，1984年达到了8146亿斤，增长了34.3%，创了当时的历史最高纪录；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633斤，增加到了1984年的781斤，增加了23.4%。长期困扰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从此基本上解决了。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更高，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了1984年的35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16.2%。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93%，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明显缩小。(www.xing528.com)
可是，在农业农村发展看起来很好的形势下，很快也出现了甜蜜的烦恼。
经过三个“一号文件”的改革政策推动生产发展，准确地说，经过对农村经济微观经营主体和宏观市场环境的同时改革，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达到一个阶段内的峰顶。尤其是几十年来被看作重中之重的粮食，甚至由“手中无粮，心中发慌”，转变为“粮食多了，卖粮难”的局面。农民卖粮只能拿到“白条”的现象出现了。
农村改革开始，一个优先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村微观经营机制的问题，即将人民公社体制改变为家庭承包制。可是，仅仅这一步，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宏观机制，即市场经济机制问题。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商品生产。忽视这一条，家庭经营就被限制于自给经济水平，必将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于是，中央开始探索推出进一步的改革举措。
杜润生的弟子张木生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80年代，有一次他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同去的高小蒙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以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一位领导说，你们年轻人还这么保守，中央留1000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青年很冲动地说：“你们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领导马上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走出中南海，张木生以为杜老会批评他们张狂。没想到，他嘿嘿一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4]
经过深入调查，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为解决卖粮难、财政补贴负担重的问题，整理出一个书面建议，提请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会议有胡耀邦、万里、宋任穷、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胡启立、李鹏、习仲勋、方毅、郝建秀等参加。这份书面建议除陈述情况外，提出农村经济迫切要求放松历史上多年形成的政府垄断、管制，及其他妨碍农民进入市场的规定，以利发展商品生产，摆脱穷困。
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已久，派生出分配问题和利益调整问题，惯性很强，改变甚难。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但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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