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是流传了130多年的《国际歌》里的号召。
起来干什么?不是做一般的事,是要干一件大事:打倒旧的不合理的世界,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建设什么样的新世界?是所有人都不再饥寒交迫、不再受苦的理想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这件大事,真的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努力。最先觉悟的最坚定努力的还不是饥寒交迫受苦的人,而是一批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却为追求真理和理想社会而改变人生轨迹的知识精英。
努力成就这件大事的探索,最初是在法国,后来到了俄国、中国……
1917年11月7日,中华民国驻俄公使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
“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2]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俄国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当时,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11月6日夜间到11月7日上午,20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7日上午10时,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3]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北方邻国实践中的榜样,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
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时,只有五十几名党员,这些党员差不多都是手无寸铁的文人。这个新型组织成立伊始,也可说是个贫困的组织,想要做事往往捉襟见肘。
虽然一大党章提出建立“革命军队”,可是既没有指挥员,也没有地盘,还没有钱。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后,马上感到无活动经费之难。
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工人运动。北方工运据点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经费靠募捐所得甚少。李大钊从月薪中拿出80元(每月收入的1/3)作为活动经费,义务教学的学生党员有人甚至当了衣服,但补习学校仍难以维持,急需中央拨款。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发现陈独秀行踪,便到寓所将他逮捕并搜去《新青年》杂志等印刷品。经国民党要人孙中山、张继等为其说情,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李达、张太雷等人也奔走营救,巡捕房才称付几千元保释金便可放人。这时的中共党员多是穷教员或穷学生,谁也拿不出这笔钱,只好请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得到释放的陈独秀就此深切感到,中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要,便同意参加共产国际并接受经济帮助。
就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资助下,开始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从1840年到1921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与瓜分世界的竞争加剧,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掠夺造成中国军阀割据,经济失调,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的各种抗争与探索,都是希望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获得走向现代世界的“入场券”。然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自强运动、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没能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因而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1921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逐步成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立新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使一个东方文明大国重焕生机,使全体中国人面对世界获得了民族尊严。
2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什么能够从弱小状态不断壮大,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原因有很多,而能够发动群众并获得占人口90%的农民群众的支持是根本的力量所在。
著名的“半条被子”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农民的关系。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提到了长征途中发生的“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大娘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这则最早由《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在1984年重走长征路经过沙洲村时,通过年过八旬的徐解秀了解到的真实历史片段,发生在1934年11月6日。故事具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生死攸关的艰难时刻,与农民同舟共济的深沉情怀,让人们看到了具有崇高信仰的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鱼水情谊!
还有一则彭德怀元帅的故事,很能够让人明白部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www.xing528.com)
解放战争期间,时任《华北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奉派到太原前线采访。事后看,解放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唯一由两位元帅坐镇、多位将军指挥的难度极大的一个攻城战。攻城前夕,他在前线指挥部突然见到了彭老总。吴象记述了当时彭德怀脱口而出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讲话。
当时,吴象得知彭总是从西北前线到河北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主席让他顺路到太原前线看看,等太原战役结束再带部队回西北。彭总到达太原,先到榆次峪壁村去看望病中的徐向前。此前,在解放太原攻克东山的战役中,徐向前躺在担架上在前线指挥作战,因为身体虚弱过度疲劳,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才到村里治疗休息。他们会见时,徐向前向彭总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希望他留下指挥攻城,拿下太原后再走。彭总表示同意。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949年4月5日,彭总参加在大峪口村召开的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部署攻城的总前委扩大会议。当晚看演出,演出前彭总应邀即席讲话。他走到第一排前面,扫视一下会场后说:“本来想打完太原再同你们开会讲的,既然你们催着我讲,我就先给你们捎个信。我这次是专门到太原来的,打完太原,就要带你们几个兵团去参加野战军的序列, 去解放大西北!谁也不要怕没有仗打! ”一句话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他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成为指挥员,因为你们作战英勇,有功,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战争中还有许多更英勇、更积极的分子,最积极的分子,最优秀的分子,最有贡献的分子,他们都不在了,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高兴的时候,受表扬、受尊敬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他们,时刻想着我们是他们的代表,是代表他们的。这样我们才能英勇无敌,无往不胜,否则就是忘了本,就不配做革命的战士!”[4]
这些话说完,会场一片肃静,官兵无不为之动容,随后终于爆发出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
共产党人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在革命征途中已经牺牲的战友,这种深沉的情怀可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种情感表达。
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逐步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但人民群众依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始终努力做到他所倡导的“两个务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同志曾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西柏坡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两个务必”。
毛泽东同志的艰苦奋斗精神,在他的一件遗物——一条带补丁的裤子的故事中得到集中的反映。
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陈列着这样一条裤子:乍一看,笔挺的裤腿,整齐的裤头,看不出与别的裤子有什么不同。可若是凑过去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些不寻常——在臀部位置打着很大的一圈又一圈罗纹补丁,补得很精致。1954年8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工党代表团访华,工作人员看见毛泽东正穿着这条补丁西裤要见外宾,赶紧劝他换一条。谁知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紧,哪个看我后面咯!”就这样,毛泽东主席穿着这条补丁裤子会见了外宾。
从1953年到1962年,毛泽东主席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工作人员看到他的衣服破了,劝他换件新的,他说:“我们国家穷,发的布票少,你不也穿着补丁衣服吗?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因为我是主席?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补嘛!”毛泽东主席还告诫大家:“没有条件讲究时不讲究,这一条容易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个难以做到。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做这难以做到的事,这就是始终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5]
毛泽东主席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去世后所遗留的全部现金财产里,只有工作人员找到的7张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行的人民币。其中,5张旧版,2张新版,合计不到今天的10块钱。
4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远见,推动了解放思想,推进了改革开放。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以持续的发展和繁荣重塑了民族自信。
邓小平同志的智慧和远见,与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不计个人荣辱,勇于听取群众意见推行精兵简政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延安时期,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实行断邮等封锁政策,造成当时环境下陕甘宁边区外援的大部断绝,边区财政极度困难。虽然边区大生产运动已经在开展和发挥作用,但农民的负担还是明显地加重了。
1941年6月3日,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一位姓李的干部遭雷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事后,保卫部门要处分这个农民,毛泽东阻止了。毛泽东后来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6]此后,除了加强已经开展的边区干部士兵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外,1941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精兵简政等措施也在考虑之中。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毛泽东把一份议案整个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起来,并且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7]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对症药”,就是精兵简政。这份议案,就是李鼎铭等11人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
边区参议会结束后不久,194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取得了很大成效。
毛泽东后来提到精兵简政这项政策时曾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8]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和民族的担当,从历史中走来,曾经诸多曲折和坎坷,却不曾片刻丢弃担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前,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完成全面小康社会攻坚收官阶段的建设,也同样离不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担当,离不开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离不开广大农民的辛勤实践与创造,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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