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研究已成为横跨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问题,研究对象逐渐由自然生态系统向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方向发展[79-80]。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三者的系统功能与结构相互制约,在全球变暖、自然灾害多发、经济社会发展趋缓的全球变化背景下,局地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以及生态过程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相互耦合[81],人为-自然因素共同导致社会复合系统变得更加脆弱[82]。全球变化主要源于人类对生态系统和景观的改变,土地利用的多样化使得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水文循环和景观动力学发生显著变化,生态系统状态、性质和功能的变化进一步促使其对生物圈的生命支撑能力随之变化,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项收益及人类福祉相应地发生增/减变化。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旨在通过传统生态学理论识别和分析生态问题,向决策者提供科学合理的、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综合解决方案[83]。因此,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研究的生态学视角必须与社会、经济和政治角度一起协同考虑[84],以获得最佳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纵观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能够发现,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研究的范式已经由自然科学范式转向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范式[85-86],国内外学者侧重于从复合生态系统视角讨论全球生态问题: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综合评估框架[87-88],利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模型等开展案例分析[89-90],探讨生态系统管理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的自身恢复力问题等[91-95]。
2.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联系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人类福祉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它们构成了社会生产总资本,确保自然资本总量不减少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探索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多重耦合关系,从而引领21世纪生态学的发展方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及公约组织于2001年共同发起了国际合作项目——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MA),为推动全球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系统对满足全社会需求所做的贡献而采取后续行动奠定了科学基础[96-97]。在该项目的积极带动下,国内外学者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重新认识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内在联系[96-98],生态系统服务作为重要资本的理念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99-103],逐渐在农林、水利、能源、采矿及城乡发展领域的政府决策中得到体现。(www.xing528.com)
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从人类自身发展视角,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收益”,尽管其中也包含了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态系统组分的利益,但对于中间服务和终端服务的忽视,不仅可能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复计算[39],也可能因此忽视了生态过程对人类福祉的一系列消极影响,这一问题必须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过程中给予充分重视。
3.生态系统的自适应管理
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撑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措施,可以提高局地生态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管理,是在充分了解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以及生态过程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维持或恢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104]。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自然胁迫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局地生态系统格局的影响强度日益增大,人类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湿地的温室气体收支对全球变暖的正负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建议针对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施行自适应管理[105-107],提出将民主决策、科学分析、教育及学习等活动整合在一起,在不确定性的全球变化背景下实施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例如:在荷兰,人们在自然保护区建立海岸带综合管理模式[108],通过生态和社会经济指标的集成构建自适应监测网络体系,为多部门的利益权衡提供科学指导。
由于生态系统具有隐蔽性、动态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因此自适应管理包括连续的调查、规划、实施、评估、调控等一系列行动,必须通过长期和持续的生态系统监测,在不断反馈和学习过程中深化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以保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生态系统自适应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人类需求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得到持续满足,但需注意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不仅具有正面效应(增益),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损害),例如:通过人工湿地建设,提高景观连通度,可以增强生态系统服务的流通能力和供给能力,进而提高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收益;与之相对的是,工程建设及相关的人类干扰也可能阻断生物活动或迁徙路径,人类收益也可能因此减少。因此,只有在正确掌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人类收益的关联机制的基础上,将人类需求与有关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理论充分地结合起来,才能制定有效的生态系统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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