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和比较

1.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分类框架

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分类，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应用的基础，但国内外的有关分类方案尚不统一：Daily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3类［2］，De Groot等的分类方案则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7类［18］，千年生态评估项目（MA）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及支持服务等四大类［37］。为尽量避免由于分类方案不统一而导致重复计算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从人类需求视角出发，基于四个原则确定生态系统终端产品和服务［17］：受益人愿意支付的、生态系统自然产出的、当系统内其他输入条件不变时受益人仍愿意支付额外费用的、受益者能够直接获取的部分。张彪等基于人类需求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物质产品、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和景观文化承载功能等三大类［38］；李琰等提出连接人类福祉的分类框架，推动了生态系统服务分类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39］。

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方法各异：对于能够纳入商品市场进行交易的生态产品，可以根据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进行等价换算；对于市场缺失的某些生态系统服务，则可通过防护成本或者受益人的支付意愿进行替代计算；此外，也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经验参数进行估算，这种方法适用于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尽管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分类、计算方法等尚不统一，但人们对其基本框架已形成普遍共识。参考上述基于人类需求的分类思路，本书对前人表述不同但相对内涵一致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进行整合、比较，列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研究采用的计算方法，如表1.1所示。

表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及其价值计算方法(www.xing528.com)

2.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评价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框架不断发展和完善，近年来人类日益关注单一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特征，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及其与生存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46］。生物多样性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同时也体现了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常发挥的基本保障。生态退化是在自然因素、人为干扰或两者共同作用下，由一系列生态过程导致的累积损害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留存生物具有各自相适应的生态位。生态系统具有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因此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恢复，不可避免地需要恢复生物多样性［47-48］。此外，生物多样性恢复工作往往面临着冲突和危机［49］，生物多样性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格局之间具有空间耦合效应［36］，因此只有基于生态系统整体去量化生态恢复政策，侧重生态过程的调节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原状，才能有效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50］。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不同类型，加之不同地区生态禀赋各异，在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作用下，不同类型服务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51］。因此，就人类视角而言，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矛盾，可以从价值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权衡与协同。为此，国内外学者应用线性模型、非参数统计模型等，探讨了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权衡与协同问题［52-54］，尤其是针对农作物产量与水资源供给、小气候调节、土壤保持及“固碳”功能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了大量论证，结果表明：供给服务价值与调节服务或支撑服务价值普遍具有权衡关系，例如农作物产量与土壤保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土壤侵蚀之间；而调节服务与支撑服务价值的协同关系更加显著，例如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水土保持、农作物产量与碳汇价值之间。这种权衡与协同关系在墨西哥中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等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显著［55-58］。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不同类型或不同空间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问题，对于制定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59］，但是探讨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在深入掌握生态系统服务形成机理、尺度依存等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