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发展影响的探讨：《通往奴役之路》

说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得不提计划制度与市场制度。

虽然，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可是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被看作一个“超级厂商”，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部门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工人直接被告知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这里没有价格的指引，市场价格并不存在。

但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是存在的，计划体制的经济运行效率低的根源在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经济的运行就如同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里弦乐演员并不知道管乐演员会如何演奏，需要有认真周密的排练让每个人熟悉自己在什么时间演奏什么样的音符，并且在现场还需要有指挥的统一调度，而每个演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影响演奏的结果。

然而，当某个演员的乐谱出现调整的时候，这将带来复杂的工作，因为必须将这样的信息通知给乐队的每位成员，而且每个人可能都需要重新排练。因此，在交响乐团中使用计划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

尽管人们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出来以后，但是，第一个认识并描述这个问题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哈耶克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这位曾经在奥匈军队服过役的军人，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1944年，哈耶克用他那饱含对人类的忧思之笔，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一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首印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因为当时纸张紧张，出版社的印量竟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来曾一度在苏联的要求下停止再版，并长期将此书列为“禁书”。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哈耶克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认为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且，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在计划体制下，“最劣者爬得最高”，因为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因此，企业家的行为与其“眼睛朝内”，还不如“眼睛朝上”。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结果必将一塌糊涂。在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哈耶克与世长辞，他的墓碑上只有一行字：“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www.xing528.com)

当然，对于经济制度这个问题，解释最深刻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这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历史学的眼光穿透了计划体制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他从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经济持续几个世纪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却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

原来准备进入法学院学习的诺斯，因为“二战”的爆发，不得已开始了三年的海员生活。持续不断的阅读使得诺斯树立了要成为一位经济学者的目标，不过紧接着，诺斯面临了一个抉择：成为一个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

诺斯最终选择了后者。在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那一天起，他就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是研究经济富庶与贫困的原因，尽管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但诺斯矢志不渝。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

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牙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相对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进行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诺斯看来，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有人会说，如果想发展经济，只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即可。似乎这样的想法没错，可是结果未必理想。今天的马里照抄了法国的商业法，但经济发展仍不见起色，后来人们发现，当法国处在与马里发展相当的阶段时，法国并没有《商业法》。